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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剿四川真相的内容简介
四川学者郑光路耗时数年的心血之作《张献忠剿四川真相》，书中真实再现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张献忠“大西国”的建立及其消亡过程。书中破解了许多历史谜团：张献忠究竟剿没剿四川?怎样剿?恶果是什么?张献忠究竟剿杀了多少四川人?史书记载他杀了“六万万”是真有其事还是所谓的污蔑?书中还以独特史料，讲述了外国传教土同张献忠密切相处的惊险岁月；张献忠耽酒好色之谜(有妃嫔三百名)、“藏宝”之谜、死亡之谜……讲述了浩劫幸存者的种种离奇故事：有人屠刀下侥幸脱逃，有人周游“地狱”般而幸存，有人变成野人、飞人、白毛人和“鬼怪”……
书中还真实再现了明末清初历史上罕见的四川“人吃人”现象、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四川“虎患”、可怕的大瘟疫、天府之国变为千里无人的荒漠……种种惨烈的历史真实画面，令人读后惊心动魄。书中还以独特视角，讲述了清王朝对四川艰难统一的全过程，及“湖广填四川”这一影响中国历史的大移民运动的来龙去脉。
作者追求一种“大俗大雅”，即学术性、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作者在许多方面有重大的史料发现，较之前人的研究有许多创新、突破。本书既可使广大读者真实了解明末清初那段难以说清的历史，也是一部研究中国明清史、中国战争史、中外交往史、中国人口史、四川地方史等方面极有价值的学术性参考书籍。
张献忠剿四川时都到了四川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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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孙次舟
张献忠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进入四川，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国。到清顺治三年底(1646)，归于失败。张献忠统治四川的时间，不到三年。在这短短的二、三年中，张献忠在四川和明军及地主叛乱武装曾经进行过一些战争。叛乱的地主，多被张献忠所消灭，明军也多数被打垮了。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但自清以来却流传着张献忠“屠蜀”的一种谣言，说张献忠“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蜀碧》卷三，《绥寇纪略》卷十)，“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客滇述》)，制造出张献忠“疯狂”滥杀的种种故事。我们考察了张献忠一生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张献忠的真正为人，感到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传述的张献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有意捏造的一些诬蔑之言。
清军被明朝总兵吴三桂导引进入山海关后，在清军面前摆着三个敌对政权:一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再就是江南的南明政权。清军如果不能打败这三个独立政权，要想在中国建立满洲贵族的统治，便不可能。清军首先打败李自成，接着又渡过大江，摧毁明朝的南京政权。第三步便是向四川进军，攻打张献忠。由于张献忠顽强地抗击清军，清军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在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属又和南明桂王政权相结合，为了保卫西南，反抗民族征服，和清军进行了十五、六年的剧烈战斗。直到康熙初年，清军对四川的军事征服，才算初步停止。可是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年(1674-1681)，在这七年中，清军又和吴三桂部属展开争夺四川地盘的长期战争。到这时，四川人民的确被摧残殆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这个人口数字仅是明官方“赋役黄册”登记的纳粮户，而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并未包括在内。核其实际人口，应比这个数字增加一倍或二倍。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嘉庆《四川通志》引何源浚《条议》，但妇孺未计算在内)。原先有着数百万人口或近千万人口的四川，这时却成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何源浚《条议》)的荒凉区域。四川人民不是被屠杀光了，又往哪里去了呢?
问题就在这里。屠杀四川人民的，应如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说，是张献忠“滥杀”的结果呢?还是另有罪魁祸首?清军在顺治三年(1646)据说已“斩”张献忠于“西充”，为什么经过近四十年的“招徕”“生息”，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还仅有一万八千多男丁呢?在这里，我打算对当年“屠蜀”的真象，作一番严肃的考察。
一、《明史·张献忠传》的诬妄
清朝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统治的重要性。清朝为了防止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反攻，进逼南京之威胁的再度发生，因此制定了“迁海”、“告密”、“奏销”三项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多方面迫害。由于奖励“告密”的结果，发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私修“明史”案，许多无辜者遭到杀害(株连而被杀者七十余人，被害之家的妇女均发边)。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族知识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历史变成禁物，不能公开写作，公开谈论了;在清朝方面，开始认识到文化统治的需要，对“明史”要来一番“钦定”工作，对民间保存的明史资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地方官假借修史为名，向东南一带世家大族强索明史资料。人民惧祸，大批的明史资料被湮没或窜改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为了《南山集》中有南明的历史记事，触犯“忌讳”，又有人被杀被充军。清朝的“文字狱”迫害，继续推行，到乾隆后期始渐停止，历时约一百年。“明史馆”规定“屠蜀”的“罪魁”是张献忠。因此在“文字狱”的威胁下，清初士大夫很少有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官方规定而如实记述张献忠事迹的真象。
清修“明史”，最初是依据黄宗羲《明史案》稿本，曲黄氏弟子万斯同参加指导，编成《明史稿》五百卷。这部史稿未能符合清康熙帝玄烨的心意，命令汉官们续加改编。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的传稿首先改编完成，玄烨相当满意，又命王鸿绪协助进行本纪、志，表的改编。雍正元年(1723)，《明史稿》全部改编竣事。但清雍正帝胤祯仍不满意，又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对王鸿绪的《明史稿》再加审查修改，到雍正末年，才告完成。清乾隆帝弘历继位后，开始刻版，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版《明史》始得流行于世。清朝“钦定明史”纂修与刊刻，历时六十一年。
《明史·张献忠传》，完全照抄王鸿绪的《明史稿》。这说明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是清统治者的授意(王鸿绪是徐乾学之党，参加过皇子的皇位争夺，又作过玄烨的御用特务，《文献丛编》第二辑有“王鸿绪密缮小折”可证。王鸿绪“史稿”和万斯同的“史稿”无关系，可参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藁》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到王鸿绪手里已完成定稿，它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取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和无行学人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徧体皆生毛。”这段话显然是取自《绥寇纪略》，在时间上却加以颠倒。《缓寇纪略》卷十说:
“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此下叙述了张献忠死后四川十几年的战乱，即紧接下文)……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聚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其灾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论忌讳，尽上史馆”(《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绥寇纪略》也被采送“明史馆”。《绥寇纪略》记张献忠死时情形已是妄说，而《明史》袭用了它。所谓“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绝非事实。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献忠兵溃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献忠以病死于蜀中。”这些早期的私家记录，均和《绥寇纪略》不同。《明史》列传所描写的四川残破荒凉的一段文字也是节录《绥寇纪略》，但它又拿来颠倒了一下，把《绥寇记略》所说张献忠失败十几年后的四川残破情况，一古脑儿都写到张献忠的帐上了。
《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没有到过四川，他这部书的资料从哪儿来的呢?是出于东南一遗老的《鹿樵纪闻》。由于吴伟业的本家吴继善(明成都知县)投降张献忠后，因罪被杀，因此吴伟业在改编《绥寇纪略》时，对张献忠任情诬蔑，是必然之事。全祖望《跋绥寇纪略》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庵答赠先公贴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鲒崎亭集》外编卷二十九)。《绥寇纪略》上“明史馆”的本子，当是经邹漪“窜改十五”的书。《鹿樵野史》当即流行的《鹿樵纪闻》，只残存三卷，这书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但《鹿樵纪闻》记张献忠之死，是“贼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而不是“逃伏积薪之下”，便和《绥寇纪略》有异。
《明史·张献忠传》再一史料来源是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按，张献忠绰号“八大王”，非黄虎，黄虎为另一人。《绥寇纪略》卷一，记崇祯三年“贼党黄虎复乞降于守备白邦政。”《怀凌流寇始终录》卷三:“总兵杜文焕，参将李卑击苗登雾，……招贼党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得水、掠地虎等来降。”）。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日‘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段文字，显然是剪裁毛奇龄《后鉴录》而成。《后鉴录》原作:
“献忠黄而长身而虎颔，人号黄虎。强不及自成而狡谲过之。性嗜杀，与自成比，较无道难测。……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入班次，有为獒所嗅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先杀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于南门之外，始分兵计杀。凡一兵杀男子一百，授把总，女倍之，以手足为记。……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然后捱户杀，名‘草杀’。……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平寇志》无下一“八”字)，女九千五百万(《平寇志》“九”作“五”)。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剥皮法，从顶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翅，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者抵死。”
“草杀”字样是毛奇龄的独创，未见于清初其他记载，《明史》采用了这一词汇。《明史》“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便是把毛奇龄的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便是将毛奇龄的四路杀人数宇加在一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明代，全中国的人口不过一万万，而张献忠在四川竟然杀人“六万万有奇”，象这等弥天谎言，还有一驳的必要吗？毛奇龄年轻时节，曾参加抗清失败而流亡(章太炎:《检论》卷八)，但到晚年却变成一个媚清的文化流氓(参《鲒崎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毛奇龄在“明史馆”当过几年纂修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毛奇龄曾分纂《明史·流贼传》，他的《张献忠传》拟稿当和保存于《后鉴录》的从同，而为后来王鸿绪删订《明史》列传时所本。
四路杀人伪说的编造者是冯苏，即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所引《见闻随笔》的作者。冯苏曾为官云南。当吴三桂和清朝决裂时，他曾讨一万七千两高价卖身于吴三桂为奴。后来逃脱，为清朝招抚了广东。事见《吴逆取亡录》上和尤侗《艮齐倦X》卷十一《少司寇冯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见闻随笔》二卷，并说:“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苏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冯苏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其大部分的南明史实，是抄袭的原本《劫灰录》，又伪造了李自成、张献忠二传，冠诸编首。这一隐秘，是清咸丰间一位不慕荣利的老学人叶廷琯给透露出来的。叶氏《吹纲录》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说:
“观《随笔》一书，大段与《劫灰录》相近，惟增入张、李二寇及张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迹，《劫灰录》已散见诸臣传中。颇疑嵩庵(冯苏号)即取珠江旧史(叶氏考证为方以智)之书为蓝本，增删而成《随笔》，上之总裁”(据同治八年刻本)。
冯苏的书，成为毛奇龄据以对张献忠诬蔑栽赃的资料根据了。由此可见，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实出于清政府的意旨，冯苏奉命撰写《见闻随笔》，“以送史馆”，便把这种意旨暗示给纂修官。毛奇龄也就奉迎意旨来拟稿。毛奇龄在当时的著作界很有虚声，因而助长了伪史传播的便利。直到他的弟子邵廷采，在《西南纪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传首还说:“可望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报功称最。蜀中千里绝烟火，邑无居人。”云云。既有清政府“文字狱”血腥屠杀的威胁，又有一批附清无耻文人的捏造伪史的传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受骗，又何足怪!
张献忠剿四川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入川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农民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农民军陷于困境。
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朝廷才重用你，你的部下乱杀无辜，朝中早有人看在眼里，如果我不在了，那么离你死也不远了。”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
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农民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农民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
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面对军令，从总督到将帅。再到士兵。几乎是无人去执行。
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农民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
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私通农民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扩展资料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人。明朝末年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
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初为捕快，进入延绥镇成为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丧命。崇祯年间，组织农民军起义，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带兵攻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于成都，年号大顺。
大顺三年（1646年1月2日），引兵拒战对抗清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和硕肃亲王豪格射死。
沉银之谜
参见：张献忠黄金盘、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成都民间流传过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传说清兵入关，四川境内发生连年混战，张献忠不得不退出成都。民谣就是说的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
张献忠携带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清晰可见。
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2015年12月16日，专家确认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呼吁尽快保护。2016年1月5日，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除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外，最为珍贵的是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7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献忠
好了，关于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和张献忠剿四川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