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我们在几个月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以及正面抗战四大会战分别的时间和地位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钟南山在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有哪些重大贡献
2020年1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白岩松直播访问钟南山，得到钟南山两次说出“肯定的有人传人”，是中国官方首次确认病毒有人传人现象，撼动舆论，由此大众开始重视疫情白岩松后来描述钟南山“他说到了人传人、不要去武汉、要戴口罩等等，这样的言语立即产生了动员的效果。”
2020年2月27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钟南山发表讲话，指出
1、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情况可能比SARS还高，大概一个人能传染2到3个人之间，传染得非常快；
2、有信心在4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3、出院后“复阳”的患者再被感染的概率很低；
4、中国的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其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
5、全球需要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6、以往对突发性传染病重视不够，没有进行持续的科学研究；
7、一个月内研发出新药是不可能的。
2020年3月9日，钟南山在参加广东省疫情防控专家座谈会上表示，新冠肺炎全球疫情的发展估计将至少延续至6月份，防控的重点将从输出转为输入，同时要制定从中国境外疫区来华的措施，对他们做必要的隔离。
2020年9月3日，钟南山入选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评估专家组成员。
扩展资料：
SARS时期
从2003年初，广东等地开始暴发不明原因肺炎的时候起，钟南山就在密切注视着疫情的发展情况。
2003年2月，钟南山否定了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
2003年2月11日，钟南山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市民到公众场所进行正常的活动是不会受到感染的，所以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无需对此过份恐惧”。4月11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广东省在SARS发病初期不存在有意隐瞒”。
钟南山领导的课题组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凭着多年经验，钟南山采用面罩通气方式维持病人生命，再使用适当剂量的皮质激素遏止病人肺部囊性纤维化。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尝试正确，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认为：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激素的使用造成了后遗症使得康复者终身需要治疗其他症状。
性格与言行
钟南山以对疫情敢说真话见称，2003年4月11日在国台办的记者会说“从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因为这个病的病原都没搞清，不可能控制它……
（记者：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有没有到位？）没有！”，与4月3日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我在这儿以部长的名义说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也是安全的”说法有异。
此外，2003年2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错误指SARS病原是衣原体，当天钟南山在广东省卫生厅紧急会议上纠正SARS的病原体是病毒。
正面抗战四大会战分别的时间和地位
1、淞沪抗战(第一次,1932年1月-1932年3月)，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2、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太原会战历时2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一次会战，迟滞了了日寇南下进攻的步伐，为敌后抗战做好准备。
3、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除予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更有台儿庄大捷振奋人心。
4、武汉会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后企图破产，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扩展资料：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3个月的战役中，双方都投入几十万兵力。由于国民革命军战略不当，武器装备落后，在付出33万多人的巨大损失后，最终被迫匆忙撤退，并直接导致了南京会战的失利。此战日军伤亡5万余人。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向太原进攻，国民革命军由于指挥混乱，布置不当，被迫从太原突围。此战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消灭敌军2万余人。但从此国民革命军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宣告基本结束。
徐州会战，日军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未能消灭国民革命军主力。国民革命军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时间。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1万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1938年十月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守为结束，但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抵抗取得了毙伤敌军4万人、近10万日军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作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四大会战
武汉会战使用的武器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
日本由其司令官烟俊六指挥第2、第11集团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第2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先后调集第2军和第11军共12个师团，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500余架飞机，120余艘舰艇，约35万兵力。
战役结果：
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划分战区，制定战略防御部署，将重点放在武汉外围，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重大代价。在长江北岸，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人），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
在富池口（今阳新富池镇）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国军施放毒气才占领。在庐山南北，国军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枝，军马100余匹。在大别山地区，国军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同时，国军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激战1个多月，致使日军付出了战死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才得以突破。在河南信阳，国军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人。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13-14]
由于国军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然而，国军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事件影响：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没有使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15]，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16]，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历史评价：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①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②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③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④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参考资料：http://www.qulishi.com/huati/wuhanhuizhan/
关于我们在几个月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到此分享完毕，希望能帮助到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