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艺术包括什么
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负盛名的是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和重庆大足四大石窟。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请你再列举几处石窟艺术成就,并搜集相关资料
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
割肉贸鸽、舍身饲虎的故事，是统治者的自我安慰和欺骗，又是他们撤向人间的鸦片和麻药。连所谓王子、国王都如此“自我牺牲”，那就不必说一般的老百姓了。它是一种地道的反理性的宗教迷狂，其艺术音调是激昂、狂热、紧张、粗犷的。我们今天在这早已褪掉颜色、失去本来面目的壁画图象中，从这依稀可辨的大体轮廓中，仍可以感受到那种带有刺激性的热烈迷狂的气氛和情调：山村野外的荒凉环境，活跃飘动的人兽形象，奔驰放肆的线条旋律，运动型的形体姿态，成功地渲染和烘托出这些迷狂的艺术主题和题材。它构成了北魏壁画的基本美学特征。
须达弯好善乐施的故事、五百强盗的故事比割肉、饲虎之类，更是现实人间的直接写照，但却是严重歪曲了的写照。当时人们所常见所亲历的真实景象和生活，却都被用来宣扬忍受痛苦、自我牺牲，悲苦冤屈也不要忿怒反抗，以换取屡世苦修成佛。可是具体形象毕竟高于抽象教义，艺术场景本身是如此悲惨残酷得不合常情，给人感受到的不又正是对当时压迫剥削的无声抗议。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呻吟。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
当时的现实是：从东汉帝国的瓦解到李唐王朝的统一，整个社会总的说来是长时期处在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之中，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剥削采取了极为残酪野蛮的原始形态，大规模的屠杀成了家常便饭，阶级之间的、民族之间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皇室宗族之间的反复的、经常的杀戮和毁灭，弥漫于这一历史时期。南北朝显赫一时的皇家贵族，经常是刹那间灰飞烟灭，变成死尸，或沦为奴隶。下层百姓的无穷苦难更不待言，他们为了逃避兵役和剥夺，便只好抛家弃子，披上袈裟。总之，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悲苦，生命宛如朝露，身家毫无保障，命运不可捉摸，生活无可眷恋，人生充满着悲伤、惨痛、恐怖、牺牲，事物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公平”和“合理”，也毫不遵循什么正常的因果和规律。既然现实世界毫无公平和合理可言，于是把因果寄托于轮回，把合理委之于“来生”和“天国”。在当时极端残酷野蛮的战争动乱和社会压迫下，跪倒或端坐在这些宗教图象故事面前的渺小的生灵们，将以何等狂热激动而又异常复杂的感受和情绪，来进行自己灵魂的洗礼。礼佛的僧俗只得把宗教石窟当作现实生活的花坛、人间苦难的圣地，把一切美妙的想望、无数悲伤的叹息，慰安的纸花、轻柔的梦境，统统在这里放下，努力忘却现实中的一切不公平、不合理。从而也就变得更加卑屈顺从，逆来顺受，更加作出“自我牺牲”，以获取神的恩典。
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
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愈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
但他们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被压迫者跪倒在佛像前，是为了解除苦难，祈求来生幸福。统治者匍伏在佛像前，也要求人民像他匍伏在神的脚下一样，他要作为神的化身来永远统治人间，正像他想象神作为他的化身来统治天上一样。云冈佛像的面貌恰好是地上君主的忠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当时有些佛像雕塑更完全是门阀士族贵族的审美理想的体现：某种病态的瘦削身躯，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正是魏晋以来这个阶级所追求向往的美的最高标准。佛教传播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统治阶级便借雕塑把他们这种理想人格表现出来了。
今天留下来的佛教艺术尽管都在北方石窟，但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当时作为整体中国的一代精神风貌，其中，雕塑作为智慧的思辨决疑的神，更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美的理想的集中表现。
【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境内，距敦煌市城东南25公里处。这是中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
的石窟群。莫高窟处于中国西北的荒漠之中。不过，当公元365年，乐樽和尚在此开凿第
一个石窟时，这里却是中西方交流之要冲，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其香火之盛，客商、僧侣
之多可以想见。
敦煌莫高窟以壁画、泥塑著称。这里的壁画有4.5万多平方米，其内容除了佛经故事外，还有大量的人类渔猎、耕作、制陶的生活场景；也描绘了当时的生产交通工具，如车船、农具、织机等；还保留了大量的亭台楼阁、塔寺店铺、桥梁水榭等古建筑形象。除壁画和泥塑，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中发现的经文也有着举世闻名的价值，它的存在及发现，使国内外学者研究敦煌有了丰富的依据，遂形成了专门学科“敦煌学”。敦煌莫高窟有五座唐宋木结构窟檐建筑，是中国现存建筑中的珍贵标本。
【云冈石窟】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云冈石窟建于北魏时期。它以壮观的石刻闻名。“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是古人对云冈石窟的赞美。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东西绵延一公里，洞内大小佛像5.1万多身，是中国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最大的雕像高17米，这尊佛像的脚上可容12人站立。大佛的周围有小佛围绕，甚为壮观。云冈石窟的石刻之所以有名，在于它的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这里五万多尊塑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厘米，形态、神采都很动人。有些石佛，透过他们薄薄的罗纱可见其优美身段；有些飞天、乐伎明显地流露出波斯的色彩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区南12公里处的伊水河畔。这里的特色之一是景色极佳，龙门石窟所在的龙门山被誉为洛阳地区最好的风景区。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现存窟龛2100多个，佛塔近40个，造像题记和碑碣3600多块，造像十万多尊。龙门石窟有着与上述三个石窟不同的一个特色，即它是历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窟”使它的地位得天独厚。其源流是这样的：公元493年，时白寤帝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迁都洛阳。此皇帝极为开明，除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处，还尊崇佛教，发愿营造已初步开凿的古阳洞——这是龙门石窟最早开凿的洞窟。继孝文帝之后，历代皇室纷纷效法，北魏隋唐长达400多年的连续大规模营建开始，“皇窟”遂成规模。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也处于甘肃省境内，距天水市东南45公里处。这个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麦积山石窟有两大特色：一是其地势险峻，在中国现存石窟中绝无仅有；二是其泥塑艺术出类拔萃。
麦积山石窟建在一座圆锥体、中间粗大、底部细小、状似农家麦垛的麦积山上。其洞窟多开凿在二三十米及至七八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这些栈道就已是很刺激、很有寻古之况味的事。麦积山的泥塑出类拔萃至何种程度呢？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将其誉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说：“敦煌如果是一个历代壁画的大画馆，麦积山则是我国历代的一大雕塑馆。”这里保存了从北魏以来的数以千计的精美塑像，大的高达十五六米，小的仅二十多厘米，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在中国著名石窟中，
以麦积山石窟周围的风景最为秀丽。树木繁盛，野花鲜艳，在山顶可见重叠嶂，云雾飘绕，构成著名风景“麦积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