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的故事
赵尚志:1934年3月底，赵尚志邀集十几支义勇军的首领，共同商议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大家选赵尚志为司令。1934年6月28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队伍扩大到450多人。哈东支队成立后，兵分3路，攻打了五常、宾县、方正等县城。三岔河激战两天一夜，歼敌百余。在肖田地，赵尚志率200余骑兵突遭500多日伪军的包围。他沉着指挥部队反击，双方一直激战到晚上。趁夜黑敌疲，他派出精兵携带30余马匹，突出敌人的结合部，敌误认主力突围，急忙尾追，留在原地的我军主力突袭其背后，歼敌130多人，赵尚志率部从容突出重围。
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在特务刘德山的引诱下，带领小分队去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所途中，被刘开枪击伤。赵尚志回手击毙了刘德山。他命令队员携带文件转移，自己忍着伤痛开枪掩护。最后，赵尚志终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在昏迷中被俘。赵尚志在生命垂危时刻，不吃不喝，怒斥敌人，宁死不屈。2月12日9时，年仅34岁的赵尚志闭上了眼睛。凶狠的敌人把赵尚志的头割下来送到长春请功，把他的躯体扔到松花江的冰窟里…….
戴安澜:1926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五等云麾勋章。1937年8月升任第13军73旅旅长。次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戴旅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言儿庄之敌后撤，得宝鼎勋章1枚。5月，升任第89师副师长兼第31集团军总部干训班教育长。8月，率部投入武汉保卫战，被第31集团军记大功1次。
1939年1月5日升任第200师师长。5月，率部参加抗击日军进犯的随(县)枣(阳)之战。9月，参加长沙保卫战。11月，参加桂南昆仑关作战。次年1月，在坚守昆仑关的战斗中，戴部确保441高地，毙敌百余人，毁敌坦克2辆、炮4门，缴获枪械百余支。11日，戴安澜身负重伤。国民党政府颁授四等宝鼎勋章。
1941年12月16日，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次年3月，参加东瓜保卫战。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4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12天，掩护了英军的安全撤退，并歼敌5000余人。4月25日，又率部克复棠吉。5月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戴安澜1枚懋绩勋章。
1943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广西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葬。国共两党领袖均亲撰挽词。毛泽东的挽诗是：“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殉命，壮志也无违。”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杨靖宇:1936年7月，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他率部长期转战于长白山麓、松花江、鸭绿江畔，活动足迹遍及30个县。
杨靖宇指挥所部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游击根据地。
对敌斗争进入到异常艰苦的阶段。仅从1940年初到2月中旬的50多天里，杨靖宇就率部与敌作战40多次，有时一天打几仗。杨靖宇充分发挥他的指挥才能，一次又一次突破敌人的围攻，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方无粮食弹药补充，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甚至吞咽身上的棉絮，饥困交加，难再力战。杨靖宇不得不决定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以保存实力，待机重新集结。
1940年2月23日，孤身奋战五昼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壮烈牺牲。凶残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又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胃里除了没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竟没有一粒粮食……
马本斋: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吉鸿昌:1933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回国任前敌总指挥，当时抗日队伍面临无法解决粮秣、被服的重重困难，吉鸿昌就变卖家产，将所得六万元支援军需，他坚信“师出有名，强虏必败”。有一次，部队出发前，他向全体官兵讲话：“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说罢，挥刀上马，队伍浩浩荡荡向察北进军。吉鸿昌率部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城，在克复多伦时，激战五昼夜，吉鸿昌亲率突击队歼灭守敌，收复失地，这一胜利，震惊中外，迎头痛击了“抗日必亡”的谬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正当同盟军全部收复察省失地，准备出兵热河，收复东三省时，亲日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向同盟军围攻，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抗日烈火被扑灭了。吉鸿昌辗转回到天津继续进行反帝斗争。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被特务行刺受伤被捕，他面对“立时处决”命令，镇静安详地向敌人要了纸墨笔砚，挥笔疾书，写了自己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历述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在给妻子胡洪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殉难前，吉鸿昌身披斗篷，从容走上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当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对刽子手们厉声说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巍然坐在椅子上像泰山一般。他又向拿枪的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们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扬眉瞪目，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赵一曼是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她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在一首《滨江述怀》的诗中抒发了她坚定的抗日意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她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竟日，连续打退敌军6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和看守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追敌再度捉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由于中国部队战志高昂，见死不退，着实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仅此一役，就已经打破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沈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腾冲是唯一能挂国民党旗的地方吗
不是，南京的总统府，孙中山纪念处，台湾都有挂挂国民党党旗。
腾冲挂国民党旗的地方是在国殇园，位于腾冲县西南来凤山麓的小团坡，是民国33年(公元1944年)郡人李根源先生倡导，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安葬在腾冲松山战役中阵亡将士遗骨而修建的大型墓陵，次年7月7日落成。
整座墓园占地达5.3公顷，由烈士冢、烈士塔、忠烈祀及墓地园林组成。祀前立有《腾冲忠烈祀碑》石刻，记述了建墓的始末。烈士冢呈八字形纵列葬于来凤山的缓坡上，碑上刻阵亡将士3168人姓名、籍贯、军衔、职务。纪念塔建于坡顶，高入云表，塔身为矩形，上刻有国民政府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题书:"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
跪求一篇《吾血吾土》的读后感
书中提出的许多沉重的命题，在历史教科书中没有，可在读者的心中滚沸如水。
首先，是关于内战的思考。借用主人公赵广陵的话：我们是一群被驯服的羔羊，漂泊在同胞之血的大海上，没有光荣，只有耻辱。历史上，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情形并不少见。据梁启超记述李鸿章见俾斯麦的场景，两人论及军事，李鸿章欣然讲起如何剿灭太平军和捻匪，卑斯麦通过翻译说：“吾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保一定，欧人所不称之。”如果说打日本是天经地义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那么，打同胞呢？革命的理论，可以随领袖的意愿，各人不可调和的立场都有天字第一号正当的理由，战争被宣扬的正义外衣和其对人性的扭曲，直到七十年后，在《吾血吾土》中，脱离开以往有关内战的狗血剧情，脱离出政治正确的导向，读到了真诚的人性和反思。
其次，是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之死以及知识分子对中华血脉的影响力，这是《吾血吾土》创作中极其优秀的部分。民国时期，那是个大师璀璨知识辉煌主义纷争的时代。正是有了这些思想高贵纯粹而又博大精深的导师们，才有那么多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剑胆琴心，历尽艰险终不悔，才有像范稳这样富有良心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努力回原历史真相。正是有这样一个知识灿烂的时期，中华文脉在三十年的沉寂之后，又开始复苏。
第三，是日本对中国人民这场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的真实态度，这部分最值得我们思考和警醒，包括学习。这个民族和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不同的民族品格，注定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作为战胜的一方，却有着比他们多得多深得多的苦难和伤痛。作为武士道精神的后人，有着决绝和冷酷，日本人并没有像德国人一样，记得多少给别人造成的苦难，相反，他们牢记着自己的失败和伤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远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多得多。这场战争，不是少数军国主义的战争，而是一场全民的战争。书中写了一个日本老兵秋吉夫三，这个因中国军人的humanitarianism(人道主义)而幸存的老兵，他一生都保存着一个日本军人的斗志和追求，不忘自己的使命，却没有对中国人的感激和负罪。书中饶有趣味的还有日本慰安妇的描述，在我们印象中，日本的慰安妇是世上最悲惨最受摧残最有资格谴责战争的一群女人，可她们其实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洗礼的拥护者，为这场战争推波助澜。我想，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强大而又冷酷的，所以他们在战后的经济能够迅速复苏，挤入世界强林之列。我想，这样的一个民族，要想他们服老，唯有把他们再次打趴下，而不是靠我们民族血脉中惯有感恩、善良和宽容。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话，并不耸人听闻。所以，真心希望，中国人能读读《吾血吾土》，明白，为什么要抵制日货，为什么要奋发图强。
第四，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迄今，这个概念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挺陌生。书中写到，中国人并不把战友的遗骸当回事。当美国牧师和仪仗队为一名士兵举行海葬仪式时，中国士兵呆呆地观望着，第一次感受到有人会这样尊重一个普通士兵的遗体。当日本人把每个土兵的名字刻在缅甸警察的哨子里，而我们的勇士们几十年来，只能是在某块碑文上含混地写上从某个时间到某个时间或某场战役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名字不详，年龄不详，籍贯不详，能够留下名字记录档案的军官和士兵是何其幸运啊，而这些历史痕迹，又在文革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如果仅从死亡人数来衡量历史的承重，有哪个国家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多呢？但你若问我死了多少人，我答不出来。一个连数字都没有的群体，连名字都没有的英雄，如何不朽？今天，当中国的购物旅游团满世界飞时，皮夹里的现金
和银行卡让他们理直气壮时，是不是仍然是对个体生命不尊重的另一种解读？
看完《吾血吾土》之后，我特意查阅了些抗战资料，更加触目惊心。《吾血吾土》是以滇缅战场为背景铺开的，抗战资料中赫然记载：三湘四水烽水地，一条惨烈战线，曾贯穿湖湘大地南北，最后延至滇缅。那么说，滇缅战场其实是抗战的尾声，在范稳的笔下尚且如此恢宏惨烈，而我的家乡湖南，又经过怎样的血火洗礼？
范稳说，全世界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老兵，只有这一群，最不一样。是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得胜军人会像他们一样经受那么多审判和磨难，他们是历史的英雄，却成了人民的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得胜军人会像他们一样没有名字和容颜，甚至连数字都不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得胜军人会像他们一样顽强和纯粹。
泰戈尔曾有诗云：“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做火把点燃”。书中的赵广陵、刘苍壁、廖志弘等，书外的傅心德、吴鲁、李昌枢等，还有很多已故和幸存下来的英雄们，包括我那多灾多难的外公，和赵广陵命运相仿，国民党少将军官，饱读诗书，精通医理，子女全务农，无一人有他的学识。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照亮着我们子孙后代前行的生生不息的道路。
吾血吾土家国情怀
沧浪客
尽管深知，中华民族，历来不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脊梁，更不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决绝与悲壮。但在范稳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中，读到当年学子们从军时曾经吟颂过的这首诗，我还是很难掩饰血管即将炸裂的冲动：“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血，总是热的，但在民族危亡之秋，它可以冷却、凝固，变成坚硬的刺向侵略者的匕首投枪。
我们不宣扬仇恨，但绝不能忘却历史。
范稳比我大3岁，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我们对抗战的印象，是从《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里所看到的“很好玩”；年纪稍长，能自己阅读了，读到《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和《风云初记》等长篇小说，才发现那场战争其实“不那么好玩”；而到2009年初，读完邓贤所著的描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浴血奋战，由失败直至胜利的整个历程的《大国之魂》，就感到触目惊心；随后通过电影电视，比如《亮剑》《长沙保卫战》和《壮士出川》等等，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抗日战争的惨烈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屈，并开始对所有描写那场可歌可泣的战争的文艺作品有所反思。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往往只限于文人酒桌上的捕风捉影或者“壮怀激烈”。幸而，“这种遗憾在这个凉爽的秋季，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9周年之际，因为有了范稳的《吾血吾土》，终于消失，这是一件令人值得高兴的事情。”文艺评论加疏延祥如是说。
在2014年9月18日于北京举行的《吾血吾土》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专家总结说，中国的抗战文学发展至今，在主题、结构、文本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创作的瓶颈当中。过于陈旧的思维模式、过于单一的人物情节、过于逼仄的创作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侵蚀着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力。在梳理、研究既有文学成果，挖掘、占有一手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吾血吾土》打破了文学创作“意识形态”挂帅的传统指引，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以缕缕抽丝、层层剥茧的结构手法，展现了一代中国脊梁在抗战前后漫长历史变迁中的痛苦与彷徨、苦难与辉煌……诚哉斯言。
当然，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复述这个几十万字的故事，既是困难的，也没必要。且听范稳如是说——
浪客：“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你怎么会突然潜心创作出《吾血吾土》这部西南联大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亡，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落沉浮的英雄史诗？
范稳：先说两个小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随几个北京的文化人到滇西参加一次笔会。到了保山，当地人向我们讲述当年中国远征军在这里打日本鬼子故事。一个北京来的作家朋友大为惊讶：日本人怎么也到了你们云南？一直以为云南是大后方呢。
生活在昆明的老兵李昌枢，曾经参加过台儿庄大战等许多重要战事，被人们称为“滇军活化石，”但他的事迹在2012年被省内一家媒体报道后，一个退休的历史教师找到他说，没想到你们也打过日本人。
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段宏阔壮丽的御敌救亡的历史，怎么就不被人们知道呢？一批为国民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浴血奋战的抗战老兵，怎么连作家和历史老师这样职业的人都不知道呢？
其实，到过滇西的人们都会被当年的抗日战场和云南人民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奉献所感动，无论是腾冲的国殇墓园，还是松山战场。战争的遗迹历历在目，战争的记忆从没有被无情的时间所淹没。我记得自己最早接触了滇西抗战的历史，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我去滇西出差时，看到了一套当地文史部门整理的关滇西抗战的文史资料，其实从那时起，我也才开始弥补自己在教科书中没有学到的历史。1999年我曾经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在一人多深的荒草和灌木丛中，还看得到当年日军的堑壕和坍塌的地堡，当地的人们无数次向我讲述起中国远征军的故事。但那时我的心思正在西藏和藏文化上，在藏区一转悠和接下来“藏地三部曲”的写作就是整整十来年。不过滇西抗战史这个题材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它或许需要一个契机，一次对写作灵感的激发。
2011年的秋天，我应邀去腾冲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忠魂归国”的公益活动，19具葬身缅甸的远征军士兵的遗骸，在官方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幸运地被挖掘出来，隆重迎接归国。称其为“幸运，”是因为二战时期为国捐躯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人数至少在十万以上。60多年过去了，这些为民族存亡而战死在异国他乡的抗日健儿，几近被遗忘，被漠视，被冷落。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后，这段尘封的历史才逐步被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慢慢打开，就像在一间尘埃密布的老屋，有人翻出一部厚厚的书，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小心翻开一页页发黄易脆的纸片，一段段曾经被刻意隐匿的历史，一个个英气勃发的人物，慢慢向我们走来。
主办方邀请了一批还活着的抗战老兵，和我们一起迎接他们的战友的忠魂。当这些衣着朴素、微微颤颤的老兵在腾冲国殇墓园站成一个方阵时，当他们苍老的目光迎回自己战友的骨骸时，当零落飘零的英魂终于魂归故国、入土安葬时，我见证到了某种感天动地的震撼——眼泪从天而降，悲恸自心而起。刚才还晴空万里的世界，转眼泪飞化作倾盆雨，密集的雨丝伴着人们眼中的热泪洒落大地。这雨中的葬礼似乎在唤醒人们不要忘记在66年前那大雨如注里的战场，不要忘记那风雨如晦的世界里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不要忘记那些穿着草鞋就走向抗日战场的普通士兵……那是我第一次走近那些像国宝熊猫一样珍贵的抗战老兵，他们被遗忘已经太久太久，像不孝人家里被冷落在屋子一角的老父亲，讷言、落寞、凄楚、孤单、清贫，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中，眼前的繁华世界与他们无关。
如果说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书的话，那么，一个老兵呢？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踏勘旧战场和面对一个饱经沧桑的抗战老兵更能激发出丰沛的想象力和怀念英雄的崇敬情怀的了。
2010年我完成了自己耗时十年的“藏地三部曲”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并不是非要超越或突破什么，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对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没有东西可写，就像没有仗可打的士兵一样空虚。现在好了，一群打过仗的老兵，站在时光的尽头，频频向我招手。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再现出来。
浪客：为创作《吾血吾土》你蛰伏四年，据说其间，你查阅各种史籍，深入滇西地区，还采访了多位抗战老兵，并远赴台湾、日本等地进行创作采风？听说你还采访过小说主人公赵广陵的原型之一、被称为“抗战活化石”的傅心德老人及其后人？
范稳：说到那些经历过战火的老兵，我们总会想起那句名言：“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这是一个怎样“凋零”的过程，可能没有哪个作家可以完整地呈现。我大约采访了20来个老兵，收集整理了50多个老兵的人生档案，涉及云南、四川、贵州三个省的抗战老兵。当我走向那些可敬的老兵们时，我发现他们最小的已经88岁（腾冲老兵卢彩文），最高寿的115岁（龙陵老兵付心德）。面对他们，我只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大部分老兵都在90岁以上，一些人已经耳背眼花，口齿不清；一些人早已行动不便，意识模糊。当然也有思路清晰、腰板硬朗、眼神有力、军人仪表依稀可辨的老兵，他们的目光，尚能洞穿历史的尘埃，看到往昔战场上战友的身姿，他们心中的战场，仿佛硝烟还没有散尽，弹痕累累的胜利旗帜还在飘拂。不过，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仅仅一年的采访中，我就目睹了两个老兵的“凋零。”昆明老兵李昌枢和龙陵老兵付心德，在我采访他们都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仙逝。李昌枢老人送我的一箱他家乡的酒还没有喝完，还有这个老人家精心栽培的文竹，因为家徒四壁的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报社会各界对他的关爱，就养了一盆又一盆的文竹，分给去看望他的志愿者。似乎是，过去总是他受社会改造、受社会监督、向社会交代，虽然他为国家民族做了那么多，但这一点点来自人间真情的关爱，于他来说还不适应，还有些诚惶诚恐。他分给我的那盆文竹我一直养在书房里，在我写这部书时，我会时常想起这个参加过台儿庄血战、四次长沙保卫战等诸多大战役的老兵，尽管后来蹲了20多年的监狱，但依然儒雅温和、风轻云淡，在清贫孤寂的生活中颇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开朗，就像这盆素雅碧绿的文竹，平凡普通，小处见大节，静处涌绿波。可是当你听到这个96岁的老人还能清晰准确地复述当年在战场上励志杀敌的口号——“朝后死，遗臭万年！朝前死，为国争光！当兵的上了战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发东西下来，就大吃大喝。钱不够，就问家里要。”这时你会感到一个铁血男儿身上的热血，并不因为年龄的衰老而衰减半分。即便是百岁老兵付心德，我去看望他时他已经意识模糊，丧失了话语能力，只能成天躺在床上，下午阳光好时才由他快60岁的小儿子背出来晒晒太阳，像一个苍老的老婴孩，挣扎在混沌不清的世界，在绚烂的阳光下沉默无言，兀自默数死神的脚步。这个从淞沪会战一直打到滇西战役的河南籍少校医务官，堪称一部抗战历史的“活字典”，当时被人们称为中国最高寿的抗战老兵。他见证的历史，我们绝对难以想象，他经历的战火，足以让那些胡编抗战“狗血剧”的人汗颜。但是，那天的采访有一种令人感慨万千的失败。老人一言不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有的历史信息都来自老人的儿子转述——所幸父辈的光荣与苦难，会像血脉一样的传承下去。但最为神奇的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几年、形同植物人的付心德老人忽然用悲悯的目光望着我，含混不清地说：“我打过日本人！”
就这一句话，感天动地，洞穿历史。
书中的主要人物赵广陵的人物原型实际上是一个叫吴鲁的老兵。这个已经97岁高龄的老人现在蛰居在昆钢的一幢家属楼里。他当年是云大法律系大二的学生，临沧云县人。国民政府军政部到学校招收青年学子从军，因为那是日军对中国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如何防范，所以他就投笔从戎选择了“特科”——化学防毒专业，当时叫军政部“化学兵总队”，教官大都是留学归来的“海归，”后来“化学兵总队”并入黄埔军校15期。吴鲁一毕业就分到第二战区，后来又回到家乡临沧打游击。抗战胜利后自动脱离了军职。那时他是一个很文艺的青年，喜欢文学和话剧演出，读了很多鲁迅、沈从文的书，思想也相当左倾，还差一点去了延安，因为他想去延安的鲁艺深造。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都憎恨社会腐败不公，向往延安和革命。上世纪50年代他在昆明靠卖大饼办起了一个剧艺社，还将《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在昆明演出。我采访他时他更多地跟我谈鲁迅和沈从文，这样的一个抗战老兵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至于专程去日本，是我在写完这部书的初稿之后，因为我在书里也描写了一个日军老兵的形象。我是想通过这个人物来作出一个作家的拷问：中日两国纠缠不清的历史症结究竟在哪里？日本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为什么就不认罪？中日两国老兵有什么样的不同人生命运？——从战场上的生死搏杀，到都成了老兵后的“宿命对决，”以及抵抗泛滥于世的“抗战狗血剧。”
浪客：在抗战爆发83周年之际，9月18日，《吾血吾土》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传达了什么信息呢？据说除文联、作协和出版社的领导之外，你们还邀请了抗战老兵代表参与，能给我们谈谈当时的盛况吗？
范稳：曾经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败走过野人山、后来又终生滞留在缅甸曼德勒的老兵张富鳞有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
因此，“拒绝遗忘”是我想在这本书里传达的一个主旨。出版社方面选在“九一八”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来首发这部书，不是我的小说对中国人民抗战史的书写有多么重要，而是期望以文学之名，再次唤起国人对一段峥嵘岁月的重新记忆。也是希望国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就像许多城市都要在这一天鸣放警笛一样，作为一个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
当天邀请到北京抗战老兵卢少枕先生出席我的新书发布会，也让我非常感动。老人当年正是西南联大历史系1944级的学生，毕业时他们那个年级的男生全部征召到军队充任翻译官或战斗人员。老人在发布会上向我们重温了当年充满了青春激情的血与火的岁月，让与会者再次感受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有个记者下来对我说，听卢少枕老人回忆当年的征战经历，自己都忍不住要哭。实际上，每一个抗战老兵的人生命运史，都是我们民族的家国史。
浪客：你曾说：“希望在此部作品中探寻的是中国文化强大而不可征服的独特魅力，并将此视为一个作家的责任。”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范稳：目前，对抗战历史的重新挖掘、发现、梳理、研究以及艺术表现方兴未艾。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首先秉承尊重史事的态度去学习，我不能为了政治正确，就回避了历史的痛点；其次，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这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不仅有武力的抗争，还有文化的坚守。当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并不把中国军队当实力相当的对手，但他们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却既心虚又暴戾。他们是翻手把老师打倒的学生，但又知道自己并没有老师深厚的学识和涵养。日本军人太知道军事征服中国易，文化征服中国难。他们在战争一开初就轰炸南开大学，洗劫北大、清华的图书馆、实验室，后来又轰炸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闻一多、华罗庚这些国宝级的大师都差点死于日机的轰炸之下。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会专门对学府重地如此野蛮地痛下辣手，这种对文明、文化的摧残正是他们试图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核心的野蛮战争逻辑。“亡国亡种”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噩梦，也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心中的警钟。战争被打败了还可以再来，“种”被改变了，文化被灭绝了，那才是我们万劫不复的灾难。所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毁家纾难、抵御外侮的坚韧不屈和众志成城的传统美德，远不是日本帝国的战略指挥家们所能料到的。他们在中华文化面前，永远是学不到位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