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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具体谈谈 海派文人的人品问题(上世纪初期的海派)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to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毒品的危害是什么如何远离拒绝毒品的答案是什么
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
1、毒品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
2、毒品问题诱发其他违法犯罪,破坏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3、毒品问题渗透和腐蚀政权机构,加剧腐败现象。
4、毒品问题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远离拒绝毒品答案如下:
1、不要轻信他人
经常向你吹嘘毒品的好处,以毒品可以治病、毒品可以减肥等谎言诱骗你,使你丧失警惕,经不住诱惑。因此,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去看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服用药物。不要听信毒品可以治病的谎言,以至深陷泥潭,毁灭人生。
2、远离易染毒场所
青少年涉足酒吧、歌舞厅、迪厅、游戏厅等娱乐场所,最容易成为毒贩子引诱吸毒的目标。严格遵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不吸烟不饮酒、不去舞厅酒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
3、不盲目追赶“时髦”
毒贩们鼓吹“吸毒时髦的,是有钱人的标志”这样极其荒唐的错误观念。而青少年关注潮流、追崇时尚,往往会被这种错误观念所左右。因此作为新时期的青少年在潮流面前要分清是非对错,重视培养自身良好的行为习惯,不要盲从。
4、态度坚决,绝不尝试第一次。
5、婉言拒绝,转移话题。
6、积极求助于老师、警察。
7、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让我们行动起来,不忘过去的灾难和耻辱,从自我做起,从洁身自好开始。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求有关周杰伦成长和走红的故事和文章
可否认的是,一年前,周杰伦是华语歌坛最赚钱的歌手:出道仅四年,四张专辑,平均销量均在百万以上;保持七位数的出场费不打折,邀约他“走穴”演出商仍然如同过江之鲫。
他似乎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似乎是突然从天而降。《时代》周刊评价他说:他一个歌手,不吸毒,不惹事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一向放纵的西方人觉得很奇怪。如果你真的走近他,你就会觉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周杰伦的出现,尤其是他对华语演唱方式的颠覆,“红”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这个时代,是需要这样的人出现的,是需要一个时代先锋的。而他正是这个E时代的不朽先锋。
这位生于1979年爱打篮球喜欢把diao不diao作为口头禅的周杰伦是用其怪异的音乐而征服了听众的。他独特的音乐风格,一改当时已经固化的歌坛创作趋势,给沉闷的歌坛注入了一股清流。
他的音乐既有向外的对故事和社会背景的追诉,又有向内的对灵魂的挖掘。所以,我们在他的歌中能听到“会讲法语举止优雅的猪”的怪异和诙谐,同时也能听到“古老的文明变成难懂的文字”的悲凉与凝重。
既听到新新人类搞怪使坏的小恶作剧,又能看到“装满了明信片的铁盒里藏着一片玫瑰花瓣”的浪漫。
当许多音乐人在评价周杰伦演唱上的突破时都会这样说:他干脆把唱变成了一件乐器!
正是这种颠覆性的尝试,让他打破了华语歌曲旧有的演绎方法,不考虑平仄,尾音处理和唱法更像欧美黑人歌手的唱法,咬字模糊,发音短促。他更在意音乐的宣泄,这种综合了RAP和HIP-HOP演唱技巧的唱法,取悦了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外国卡通片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不要清楚的发音,只要这一刻能释放自我的音乐。
罗大佑曾评价周杰伦说:他是个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勇敢扔进音乐里的人。
的确,周杰伦把他有关青春的任何想法都扔进了音乐里,突破固有唱法的同时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获得了“时代先锋”的称誉。
这位E时代的不朽先锋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鸭舌帽、牛仔裤、篮球鞋”。他不说话的表情,他奇异的动漫一般的舞台服装和造型,都让人感觉到他的“酷”。而这种酷,正是时下年轻人最时髦的生活印记。
周杰伦的“酷”不是刻意装扮的,而是很自然流露的。这与他从小就孤独的生活有关,直到现在面对陌生的人事与环境,他还在努力地适应,他很多的想法与体会似乎只有在音乐中才能得到表达。他对音乐品质的要求纯粹而干净,很喜欢R&B曲风的音乐,他自己创作的音乐独特并且耐听。
我们是否可以把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周杰伦四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并且告诉你,他们都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
我们都喜欢厚古薄今,如果十年之后呢?在罗大佑刚刚盛名远播的时候,也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时代的先锋。
更会因为邓丽君、刘文正确立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最基本模式,后来无论是谁,只要是唱歌,都没有超过这两个人。罗大佑为流行音乐赋予了灵魂,把流行音乐的内涵拓展得更深邃更广大。
那么,周杰伦呢?他创造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两年之后会发生什么,10年之后发生什么,更是不可知。但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在消费观念上越来越西方化,舶来文化在他们那里畅通无阻。只要这个市场需要,周杰伦就能做出更洋更时髦的音乐。作为一个歌手,周杰伦的音乐和过去的时代代言人相比显得轻浮了些,它可能无法在将来让人从他的音乐中还原回那个时代的特征,但至少现在,他可以做到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让未来的人了解这个时代年轻人曾经追逐的时髦文化。
也许5年、10年后,人们会说:“周杰伦创造了自刘文正以来华语流行歌曲新的演唱方式,只是在当时我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
的确,很多人说听不清楚这个E时代的先锋到底在唱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唱片在台湾、香港、内地和其他亚洲华人地区大卖。
存在就是合理的,你可以听不懂他到底在唱什么,但毕竟有那么多人在听。你可以不正视他,但你绝不可能忽视他的存在。因为在E时代,他是一个不朽的先锋。
民风2005-10-2518:40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
在每个光鲜照人的明星背后,都会有许许多多的辛酸经历。即使是在短短不到三年急速窜红的小天王周杰伦也不例外,这个沉默寡言、害羞、敏感的孩子,和妈妈、外祖母相依为命,音乐是他的世界,所有的心事与梦想都只能透过音符诉说。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一天说不到十句话的小孩,长大后居然成了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杰伦身为独子,理所当然成为家中长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宝贝,老人家疼孙子,不论去哪儿一定都会带着杰伦一起,甚至当律师的外公要去餐厅、饭店跟客户讨论案件的时候,也会看到杰伦像个小小的影子跟在后面。
杰伦还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经常一起到海边踏浪玩耍,鬼灵精的他拍照姿势也特别多,当其他小朋友都乖乖站着、蹲着拍照时,他一定会跑到镜头的最前面,或扭腰或做鬼脸,抢镜头。爱表现的他,除了喜欢弹琴、录音外,才五六岁就喜欢买些魔术用的扑克牌什么的,跟着一步一步学,居然也让他摸出变魔术的诀窍。家族聚会时的表演,常常逗得我们惊喜连连。
这是周杰伦父亲在《D调的华丽》的序言中所说的话。从周爸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周杰伦曾有过一段快乐幸福的童年时光。家庭和睦,长辈宠爱,也许正是这些幸福因素酝酿成了他性格中活泼淘气爱搞怪的一面。
小时候周杰伦很调皮,很爱笑。成名以后,这一点在他身上也时有显露。比如受尽娱乐记者绯闻报道的干扰,小天王别出心裁地拉来一条高大的狗放在身边拍照,然后配上文字:“给狗仔队的一句话:适可而止、聪明一点、注意安全、好好做人。”他还大开外婆的玩笑,“别看外婆这么老,其实她非常喜欢上镜……”
然而,就是这样短暂的幸福时光,也不净是阳光灿烂,而总是笼罩着难以挥去的阴云。周杰伦在《爸,我回来了》这首歌里这样回忆:
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
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
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
我真的看不下去以为我较细汉
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二双翅膀随时出发
偷偷出发我一定带我妈走从前的教育
别人的家庭别人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
但是呢妈跟我都没有错亏我叫你一声爸爸我回来了
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我说的话你怎会听
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难道你手不会痛吗
其实我回家就想要阻止一切让家庭回到过去甜甜温馨的欢乐香味
民风2005-10-2518:40
虽然周杰伦在歌词中声明,这是他“编造出来的事实”,但是从他父母最终离异的结局上看,这也很难说不是童年家庭生活在他心灵深处打上的烙印。
父母离婚的时候,周杰伦14岁,上初中二年级。离婚前父母处于冷战阶段,所以他被安排先去外婆家住。也许是因为看到了父母在一起的不快乐,周杰伦对父母的离异看得很开,他说:“父母离异对我并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他们能做各自喜欢的事,负担压力都变得比较小,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变得比较自由,所以离婚有时也不见得是坏事。”然而,事实果真像周杰伦自己说的那样,父母离异对他没有造成负面的影响吗?
父母感情不和,甚至家庭暴力的阴霾让这个本来活泼淘气的小男孩变得内向、怯懦,“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年幼的他想不明白这样深奥的问题。父母的离异让他更加孤僻,不爱讲话,不愿意跟人交往。当他回忆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事,他居然说是外婆家里养的大狗,因为小杰伦没有别的玩伴,常常和这只大狗玩,有时还想像自己是大将军,把狗狗当马骑呢!
周杰伦在《D调的华丽》一书中说:“对于婚姻,其实我有点恐惧,恐惧的不是对方而是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的心还定不下来。”他还曾坦言:“我不是一个好丈夫。”这种对婚姻的恐惧心理,以及对自己的否定和不信任,不能说不是父母的不幸婚姻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周杰伦坚持称自己的家是个幸福的地方,不过,如果他有个满足的童年,那么这个蓝调歌手的悲伤、哀愁、逃避,又从何而来呢?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单亲家庭小孩,比正常家庭的小孩承受了更多成长的痛苦和迷茫,但他们也更敏感、更叛逆,也更坚强、更努力。在今天的娱乐圈内,越来越多的明星来自单亲家庭,最近两年的新晋红人如F4、萧亚轩……更是几乎清一色都来自单亲家庭。也正是这些明显的特质令他们在演艺圈内大红大紫,星光灿烂。
周杰伦,这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独生子,最擅长的是自己和自己说话,而最不擅长的则是与外人沟通。或许是从小与孤独为邻,他的音乐成熟厚重并且耐听,有着一股超乎他年龄层的生命力。对于外界的批评与反应,不善言辞的他只有一种表情,他只会用音乐说明,将他的情绪蕴藏在一件件的作品中。在明星公司绞尽脑汁分析市场喜好取向的时候,周杰伦以完全自说自话的酷状横空出世。根本不会去考虑你喜欢什么,而仅仅是把他喜欢的展现出来。
父母离异后,周杰伦的家庭环境不是太好。成名前,他买不起缎质床单、高档摩托车,最经常的娱乐也不过是和朋友在街旁打篮球。单亲小孩注定要比一般人更辛苦,高中毕业的周杰伦曾到餐厅当过服务生,经历过很多烦心事。因为对音乐的爱好,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音乐超市跑,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买磁带上。一次心情不好的他双手托菜,边走边听歌。不想,一不小心与一位女服务生撞个满怀,一盘菜全洒在了女服务生身上,女服务生的手被烫出了水疱,痛得大哭起来。经理赶过来毫不客气地罚了周杰伦半个月的薪水,不善言语的他一句话也没说,泪水直往肚子里咽。
然而,比起与生俱来的病痛来,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18岁那年,有一回他打篮球不小心受伤了,自己跑去找医师推拿,结果病没治好反而更痛,进一步抽血检查后,医生告诉他是僵直性脊椎炎。那时候,他痛到只能侧睡,手都抬不起来,医师告诉他,这种病是遗传性的,不能根治只能靠物理与药物控制。后来他才知道,他的病史来自家族性的遗传,除他外还有叔叔与他同病相怜,一般发病期在二十岁至四十岁阶段。当时他已经准备到海军服役,后来军方检验出他的病,直接宣告他不必当兵。老实的周杰伦坦承,在知道自己不用当兵那一刻确实有过几分钟感到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专心创作了。
民风2005-10-2518:40
据了解,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问题的遗传病,“到了晚期全身甚至会象僵尸一样僵硬”,周杰伦夸张地描述道。得知病情后,周杰伦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每天就躲在阿尔发唱片公司七楼的录音室里工作,因为只有在音乐中,他才能忘掉这一切。但是,困扰他的病痛,却又时时提醒他自己是一个病人。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连厕所都去不了。周杰伦喜欢戴鸭舌帽是人所共知的,他说这是因为它的帽檐很长,可以帮他把一切不愿面对的事情深藏在帽檐底下,其中包括病痛和外界的探问。
因为病痛,周杰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消沉期。直到有一天,当他走到台前,亲眼看到自己的音乐带给大家的震撼,他才渐渐接受了病痛的事实,并开始从心里真正地面对它。但病痛对他的影响毕竟是巨大的。比如有时候他要表演,他就只好提前一天在心里祈祷:希望明天运气会好一点,病痛不要发作。因为,他的病痛是不可预测的,平时可能活蹦乱跳,偏偏等到有演出的时候却疼痛难忍。为了治疗僵直性脊椎炎,医生建议他常游泳可以降低疼痛、调整脊椎,不过他却因为小时候的两次溺水经历,很怕水,根本无法学游泳。另一方面周杰伦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偏偏对脊椎炎有不好的影响,但这是自己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运动,而且每当写歌写不出来的时候,只要打篮球灵感就源源不绝,因此为了兴趣也为了面子,就算不太能动的时候,他也要撑过去。现在他每天都要靠一颗黄色小药丸来减轻疼痛。
红遍全亚洲的周杰伦,一出唱片就大卖,外表下的斯文,篮球、羽毛球等体育项目身手也不差,但却时常饱受病痛折磨时的痛,唱片卖得越火,他的压力就越大、背也就越痛!只要有哪一天忙得没时间休息,旧疾就复发了!连他在歌迷面前许下的生日愿望都是“希望脊椎不要再痛就好了!”
从小由外婆和妈妈带大,外婆和妈妈是周杰伦生命中最敬爱的两位女人。周妈是个美术老师,从他一出生,妈妈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儿子身上。3岁的时候,母亲看出杰伦在音乐上的天分,就毫不犹豫地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妈妈对杰伦很严厉,每次练琴的时候,妈妈就拿着一根棍子站在后面,一直盯到他练完琴。周杰伦曾笑言:如果说自己的音乐底子打得深厚,还得感谢那根棍子呢。
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周杰伦常常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吃、睡都在录音间。他怕思路被打断,所以很多时候是不接电话的。周妈每隔三四天就会到公司里来,带着刚洗好的衣服给他,再把他穿脏的衣服拿回家里去洗。妈妈来了之后,常常在工作室的玻璃窗外,注视周杰伦好半天。周杰伦拿到金奖之后,看到他埋头于录音间,周妈妈又担心他对同事礼貌不周,所以尽一切努力帮他打点人际关系,时常买好吃的比萨、炸鸡送给公司里的同事吃,谢谢大家对杰伦的照顾。
害羞的杰伦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妈妈的爱心全看在眼里、放在心里,所以他总是说:全天下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妈妈与外婆!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她们的功劳,而自己现在最高兴的事就是不必再跟妈妈伸手要钱,还可以给妈妈生活费,送礼物给妈妈和外婆。
现在以成年人的视角去看待外婆和母亲,周杰伦说感觉他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就像弟弟跟姐姐,倒是看起来还很年轻的外婆,比较像他的妈妈。
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周杰伦一直视亲情如生命,成名后,虽然公司为他在台北买了一套单身公寓,可周杰伦还是喜欢跟妈妈住在家里,睡在他孩提时的卧室。平时过节,他都会陪在妈妈身边。如此,还不够表达,他还把爸爸妈妈外婆搬进自己的作品:《叶惠美》《以父之名》《外婆》,关于《外婆》这首歌,他说,“写完这首歌后就立刻唱给外婆听了,因为是写她的,所以也希望得到她的鼓励。”为了讨外婆欢心,周杰伦出人意料地请到外婆担当MV女主角,让外婆开心不已。不久前结束的“全球华语排行榜”颁奖仪式上,周杰伦甚至还请来自己的表弟一起走红地毯,他不好意思地解释:“当时正好表弟放暑假,整天在家无所事事,所以让他一起感受颁奖典礼现场的气氛。”
民风2005-10-2518:41
一位周杰伦歌迷在网上留言:“四年前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每个人都熟视无睹;四年后,每个人都热切盼望他能从我们面前走过。”虽然这是歌迷对偶像的崇拜之词,但不能否认的是,周杰伦的成功绝对是歌坛的一大奇迹。
周杰伦在学校读书时,常被人说成“智力迟钝”和“愚笨”。他的高中英语老师认为他有学习障碍:“他几乎没什么面部表情,我觉得他是个笨蛋。”周杰伦对数学等理工学科不感兴趣,从来也不交英文作业。最初发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老板吴宗宪回忆第一次见到周杰伦时说:“我对周杰伦的第一印象是他很害羞、很安静,其次,我以为他是个智力有问题的残障人士。”
在台湾,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小孩,他最好的谋生之道便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学、计算机。音乐?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追求的。然而周杰伦却迷上了音乐,经常逃课去练琴。在音乐以外,周杰伦还迷上了武打电影和电子游戏。当其他孩子紧张地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周杰伦却经常逃课,将更多时间投入音乐和玩耍。在一般人眼中,他前途渺茫。
从前,周杰伦的爸爸是“国中”的生物老师,妈妈是“国中”的美术老师,他却独爱音乐,其他的功课经常不及格。虽然父母都是老师,但周杰伦对学业一点天分都没有。他说,自己小时候成绩栏上红颜色比蓝颜色多,数学经常只考40分出头,只能用“对音符有天分的人,好像数学都不太好”来安慰自己。高中联考前夕,周杰伦的功课还是差,高中联考只考了一百多分。当时淡江中学第一届的音乐班招生,周杰伦抱着试试的心理参加了考试,竟然考上了。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的周杰伦,离开学校一年多来,又考了两次大学音乐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从事教职的父母很失望。
然而,就是这样看似令人沮丧的时光,却是周杰伦心里面最怀念的。曾经有位记者问周杰伦,他觉得最幸福的是哪段时光?周杰伦说,是他12到16岁,读中学的时候!
周杰伦是家中独子,个性又内向害羞,14岁的时候,父母因为个性不合离婚了。这让他更加孤僻,不爱讲话,因此玩伴并不多。从小不善言辞的他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篮球。他认为打篮球是最好的发泄方式,可以利用时间和朋友聊天,可以发挥一个人的团队精神,有朋友帮你分担一切,人是需要交朋友的,篮球让他不孤独。
直到周杰伦考上台北淡水高中的音乐科后,因为弹得一手好琴,又很会打篮球,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更是许多女同学心中的白马王子,这时候的杰伦才开始有谈得来的好朋友,而且在同学的鼓励下尝试自己创作歌曲,不少同学还抢着收藏,他们早就预言杰伦未来一定是个大明星。
周杰伦的创作生涯其实从“国小”就开始了,当时学古典钢琴起家,父母曾带他去看莫扎特相关的电影,看完之后就激起他创作的欲望,自己就拼拼凑凑完成了一首古典派的曲子。
不过真正尝试流行歌曲创作,其实是“国中”时候的事,周杰伦说:“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不过女人好奇怪,忽冷忽热的,有一阵子都不太理我,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给她,我还记得歌词的内容是:走在寂寞的街、寂寞的夜……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后来她才回过头来找我。”
民风2005-10-2518:41
从幼稚园开始,周杰伦就接触古典音乐,学过钢琴、大提琴,在父母亲“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的观念下,他学得很苦,甚至讨厌音乐。高中升学考试的结果不顺利,周杰伦无奈地靠着音乐底子,考进了淡江中学,偶尔课余参加比赛,又逐渐找到学音乐的乐趣,而立志要努力走下去。
在淡江中学里,腼腆、害羞、不善言辞的周杰伦风头很劲。因为会弹钢琴的同学大多是古典派,而他弹的流行歌曲自然更容易引起同学共鸣,不时会应邀做伴奏。一些流行的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张学友的《吻别》和《祝福》等都是他那时常弹的歌曲。而他坐在钢琴前泡美眉的招数,向来也屡试不爽,只要他坐到钢琴前弹情歌,总能迷倒一大群女生。
到现在为止,周杰伦已有过八次恋爱经历了,他承认交往过的女友都跟音乐有关系,不是同学就是学妹,常引起同学议论。他喜欢的女孩就如在《可爱女人》中描述的:漂亮的让人面红、温柔的让人心疼、透明的让人感动、坏坏的让人疯狂。
虽然周杰伦和蔡依林、温岚都有传出过绯闻,但他坦白自己心中已有理想的对象,是个圈外人。他说:“大家交女朋友时很少跟同学说,现在我不想交圈内人的原因也是一样,容易让别人说来说去很麻烦。我比较想和圈外的女孩交往,至少分手时,压力不会那么大。和圈内女孩交往,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看,会透不过气来。”就圈内的人所知,周杰伦前一段时间刚刚和他一位“国小”的女同学分手。他们交往时间很短,分手的原因,周杰伦坦承是自己不成熟,不容易定下来。他往往会同时喜欢两个女生,无法专一。周杰伦和他这位圈外女孩的分手,就很轻松,没有压力。
吉娃斯曾在淡江高中和周杰伦同班过一年,对于周杰伦当年的印象,她这么形容:“很自闭,话很少,女人缘超好,很多隔壁班的女生都倒追他。”她说周杰伦会弹琴、打篮球,常常篮球场边有一群女生在那看周杰伦打球,尖叫“周杰伦,好帅”,他算上是学校风云人物。
来自“三年二班”的周杰伦一直有着很浓厚的校园情结,一组周杰伦未成名前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照片中的周杰伦一脸轻松,当时已经是校园内“风云人物”的他身边自然少不了几位美女Fans,而且更令歌迷惊喜的是,在照片中还可以看到现在“南拳妈妈”里的詹宇豪。时过境迁,当时的“学生仔”现在已经变成了大红大紫的周杰伦与“南拳妈妈”。
周杰伦自己却说,在学校里他功课中等,人缘也一般。因为他喜欢篮球等课外活动而耽误了功课,又常喜欢别班女生,引起自己班女生的反感。不过他从中学就开始音乐创作,除了随身带着录音机录下各种声音,还为当时在合唱团比赛时追来的女朋友写下一首情歌,等她生日时在钢琴前自弹自唱给对方听。不用说,女朋友被感动得落泪。不过说到这首歌的内容,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就是一些天长地久的话嘛!”
周杰伦难忘的初恋也是在他中学时发生的,这个女孩是周杰伦隔壁班的女同学,她让周杰伦感受到一见钟情的感觉,第一眼看到她就很喜欢、很想认识她,但却没机会。后来学校举办一个班级合唱比赛,当时周杰伦是担任伴奏,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开始对周杰伦有些好奇。追求过程其实不能说是简单,应该算是慢慢从朋友变成情人,大家开始会一起出去玩,送她去补习,还会写歌给她听,弹些音乐给她听故意制造一些浪漫。周杰伦在《D调的华丽》中说:“我们的第一次亲吻可不是亲嘴,而是亲脸颊,我发现我还很喜欢亲女孩子的脸颊。这是我第一次的初恋,也是我第一次的失恋,疗伤期还挺长的。”
民风2005-10-2518:42
周杰伦恋爱中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经历,是在校内合唱团比赛的时候,为了吸引心仪的隔壁班女生注意,他故意上台为自己班上合唱团伴奏,并大耍演奏技巧,令那个女生刮目相看,不久后两人就成一对。不过这段恋情没有维持多久,他说:“我们有点小坎坷啦!她是水瓶座的,我们两个分分合合,后来还是没在一起。”
周杰伦虽然谈过很多次恋爱,但是他从未给喜欢的女孩递过纸条,说到原因,令所有的人忍俊不禁,“我不想留下证据,怕十年后被人拿出来说这是周杰伦写给我的。”
中学时代的周杰伦跟平常的孩子一样,心理很叛逆,喜欢耍酷,不止裤子要穿宽版裤,头发要留中分头,连车都一定要骑重型摩托车。高中时,他因为就读淡江高中音乐班,每天从台北到淡江,光车程就要花两个多小时,所以他爸爸就想买台摩托车“小绵羊”让他代步。结果,周杰伦一开口就要重型的FZR,只因为骑重型的看起来才帅气,但爸爸也因为安全的顾虑而拒绝,他们父子俩就为了该“骑帅气”还是“骑安全”而大吵了一架。但最后,还是爸爸做出让步,买了一辆二手的FZR给他。
周杰伦在流行乐坛走红之后,他的母校淡江中学也同感光荣,不但颁发“杰出校友奖”奖励他的优秀成绩,本届台湾金曲奖他入围了五项大奖,母校校内还张贴了荣誉榜。
周杰伦是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的毕业生,他在歌坛的成绩自然成为校方最骄傲的资本,每年都有莘莘学子慕名进入该校,抢着当周杰伦的学弟学妹。也难怪学校连网站上的校园介绍,都不忘在景点导览内强调“这间音乐教室是本校毕业生、名歌星周杰伦上课所在”,把周杰伦也列入了“校内著名观光景点”之一。
周杰伦在发行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回母校拍MV时,就曾获校长亲自召见并颁发杰出校友奖牌,让他开心得不得了。这次学校褒扬他入围多项金曲奖,周杰伦感到光荣之余还表示:“如果金曲夺奖,希望学校再颁一个奖给我!”不过身旁工作人员说:“太贪心了吧!连杰出校友奖都拿到了,下回难道颁个‘杰出校董’或者‘终身成就奖’给你啊?”
民风2005-10-2518:42
在外人眼中,周杰伦很害羞、很内向,甚至有点闷,就像邻家大男孩,但是只要跟他提到音乐,他就会跟你聊很多想法,永远停不下来思考。创作音乐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不在运转。
小时候,周杰伦被叫过智障、愚蠢、笨蛋。不过他妈妈叶惠美却注意到,她放西洋音乐时,这个安静、腼腆的男孩子好像完全舞动起来。周妈回忆说:“在他会走路之前,他对音乐就很敏感。杰伦3岁就对录音有兴趣,自编、自导、自演又自唱……”
周妈是个美术老师,从儿子一出生,周妈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他身上。3岁的时候,周妈看出杰伦在音乐上的天分,就毫不犹豫地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被剥夺了玩的权利,所有的日子都是在钢琴边度过的。每次练琴的时候,听着窗外同伴的嬉闹声,周杰伦总是心不在焉,于是,妈妈就拿着一根棍子站在后面,一直盯到他练完琴。周杰伦的音乐底子都是那根棍子给逼出来的。
在妈妈的安排下,周杰伦4岁便去钢琴学校学习了。学琴的过程中小杰伦遇到一位跟妈妈一样严格的音乐老师。这位老师只要学生弹琴弹错了,就马上打手背,小杰伦因此双手布满淤青,这让他一度心生反抗,不想再学琴了;但是等他冷静下来,却又忍不住想弹琴,而且小小年纪的他很担心万一长大后什么都不会,那该怎么办?自己想了几天后,小杰伦不但乖乖地继续练琴,而且以后无论老师多么严格,再也没有动过离开音乐的念头。现在,音乐对他来说已经象喝水一样,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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