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王国维意境论内容
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论述意境的文献是《人间词乙稿序》，而境界说则出自《人间词话》；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较明显，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
关键词意境论；观；心灵境界；境界说
王国维的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但一般论著又大都将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混同，并过多地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分析境界说。我们这里希望进行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
在王国维的有关论著中，出现过“境界”、“意境”、“境”三个近似的概念。其实，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区别颇大，《人间词乙稿序》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而《人间词话》的观点则是境界说。其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所以我们称之为“意境论”；而其境界说则主要体现了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特色，重在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所以我们称之为“境界说”。
在《人间词话》发表以前，王国维曾发表过《人间词》。其中《人间词甲稿》收入作者1905年以来所填词共61阕，1906年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第123号上；《人间词乙稿》收入甲稿以后所填43阕词，1907年发表于《教育世界》第161号上。两稿均有署名为“山阴樊志厚”的小序，被分别称为《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赵万里认为，此二序均为王国维自撰而假托樊志厚。王国维的意境论最为集中地表达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意境”一词就出现了16次之多，而将“意”与“境”二者分开来讲的又达6处，而“境界”一词则根本没有出现。因此，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意境”论而不是什么“境界”说。我们将“意”、“境”分开来讲的文字抄录如下：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1］
以上两段话中，“意”与“境”首先是相并列的两种文学要素，王国维不仅多次将它们分开来讲，而且还使用“意、境两浑”、“意、境两忘”这样的表达方式，足以说明二者不可轻易混同。而“意境”则是这两种要素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果。这种论述方式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王国维之所以在这里选用意境一词，原因在于意境这个词能够分解为“意”与“境”两种要素。这两种要素可以对应于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文学小言》中所说的“文学之二原质”。
《文学小言》第四则指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1］这里所说的“景”、“情”，王国维又分别称为“知识”与“感情”。我们认为，《人间词乙稿序》中的“境”与《文学小言》中的“景”相近，而“意”则和“情”、“感情”相近。王国维既然将文学的原质区分为二，那么这二者又如何统一起来呢？我们注重到，无论是《文学小言》还是《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都提到一个“观”字，并且王国维明确地说文学之所以有意境，是因为它“能观”。因此，在王国维的意境论中，实际上涉及到意、境、观三个方面。在这个三元结构中，“观”的意义最为重要，它是意境产生的基础。所以，准确理解“观”的思想渊源及其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功能，就成为准确把握王国维意境论的必要前提。
概括地说，“观”的含义可从中西两种思想传统来了解。从西方美学角度来说，王国维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并完全接受了二人审美无利害的观点，将审美与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现实人生只有借助美和艺术，才能从生活痛苦中超脱出来，因为只有美是“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只有美和艺术才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他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写道：
此利害之念，竟无时或息欤？吾人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竟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非凡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非凡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2］这里出现的“观美”、“观之”，都是对于美的对象的欣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审美。王国维非凡强调，进行审美的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纯粹无欲”的人，只有“纯粹无欲”的人，才能观照到“物之种类之形式”，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事物的“理念”。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还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2］这说明，美、美感、审美活动的突出特点是超功利性，就是对生活欲望的超脱，从而使人超脱人间痛苦。人在审美静观中处于一种物我两忘、情景交融的无差别状态，物、我对立关系的消失，意味着生活欲望的消失和对人间痛苦的超脱。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观”的观念产生很早，《易经》中就有“观卦”，《老子》曾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3］理学家邵雍有《观物》内外篇，提出“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等说法。所有这些命题，其底蕴大都不外乎《老子》所言“涤除玄鉴”，即涤除人的各种欲望以观大道。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具体讨论。总之，王国维的意境论是一个包含三种要素的三元结构，简单地用“情景交融”来理解其意境论，必然产生偏差。而这种偏差在20世纪文艺意境论研究中屡见不鲜。而一个人能观与否，又取决于他的心灵境界。所以“观”某种程度上就是心灵境界的同义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意境和境界才具有内在联系。王国维稍后提出的境界说作为“探本”之论，所突出的正是诗人的心灵境界。换言之，王国维《人间词话》标举的境界说，无非是对前此意境论之基元的“观”的突出强调。
我们上文曾经提出，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体现在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之中。由于相关版本的复杂性，有些学者混淆了《人间词话》与其附录的关系，误将《人间词话》所附的《人间词乙稿序》认作《人间词话》的内容，从而为混淆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提供了文献上的方便。我们首先看一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使用情况。
与《人间词乙稿序》高密度地使用“意境”一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间词话》126则中只有一次使用了意境，并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个“意境”的含义近于“情感”等，而不可能分解为“意”与“境”两要素。出现意境的第42则这样说道：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1］
这一则评姜夔词，意境是与“格调”对举的，我们可以据此来分析意境的含义。紧接着这一则的第53则在批评姜词时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1］在这句评语中，“格”与“情”是对举的；假如说“格”指“格调”，那么，“情”就指“意境”。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可以找到佐证，如郑板桥所说：“一丘一壑之经营，小草小花之渲染，亦有难处；大起造、大挥写，亦有易处，要在人之意境何如耳。”［4］意境指人的情感和思想的深度。
在《人间词话》中，大量出现的是“境界”和“境”两个概念。据笔者统计，境界共出现22次，境出现23次，并且完全可以肯定，“境”就是“境界”的略语。如第6则写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1］第26则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下面就分别说“第一境”、“第二境”、“第三境”。［1］假如我们将《人间词话》中出现的境字都视为境界的略语来统计的话，那么，境界一词的出现总数将多达45次。十分明显的是，《人间词话》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境界。
要准确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含义，我们有必要结合他《人间词话》以外的论著。王国维最初用到境界的是《红楼梦评论》这篇闻名论文，在那里，境界共出现了2次，指的是为人所感受的“世界”或小说作品所描绘的艺术世界。《清真先生遗事》的一段较长文字，非常明确地将境界区分为二，一为“常人之境”，一为“诗人之境”。这些，都为我们理解《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提供了参照。
《人间词话》有“手稿本”与发表的“通行本”之别。将二者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手稿本与通行本文字出入并不大，但二者次序完全不同。手稿本125则排列比较随意，难以寻绎出什么头绪；但发表的64则却不同，其理论线索颇为可寻。可以肯定的是，王国维在发表《人间词话》时，对各则的次序经过比较专心的排列。一般说来，发表本64则的前9则所标明的是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但这1—9则在手稿本中分别为第31、32、33、36、37、35、46、48、79则，调整的幅度相当大。我们先来看第1则：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1］
细致看来，这一则实际上包括了三层意思。“词以境界为最上”所要解决的是“词应该怎么样”这一问题，也就是关于词的理想，王国维提出词应该把境界作为最高要求；第二层意思所解决的是“有了境界会怎么样”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词有境界自然会形成“高格”，自然会有“名句”；第三层意思则提出五代、北宋词之所以绝妙无比，正在于有境界。要理解王国维这些提法的含义，必须了解王国维论词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王国维为什么把境界作为词的最高要求。
关于王国维的词论背景，已经有学者从词史的角度进行过说明。如王镇坤曾指出：“夫考先生之严屏南宋者，实有其苦心在。词自明代中衰，以至清而复兴。清初朱、厉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倡学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如铜墙铁壁，密不透风。……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之说以廓清之。《人间词话》乃对症发药之论也。”［5］这一段话尽管也混同了意境与境界，但它从清代词史的角度，说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乃是一部“对症发药之论”，非常清楚地指明了《人间词话》标举境界的历史原因。从这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境界是与“声律”、“故实”、“字面”相对立的，它只能是作者的感情。联系王国维的其他论述可知，王国维强调文学作品要有真情，反对过分讲究格律雕琢辞藻，还不满“深文罗织”式地发掘作品的“微言大义”。从时代的角度说，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是北宋词，经常批评的则是南宋词。假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王国维所对之“症”而空谈理论，非凡是像时下的一些论著，过分地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发挥引申，势必愈骛愈远。这是我们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基本前提。
以此为背景再来考察《人间词话》第1则，那么其含义就十分明朗，它绝不是空发议论，空谈理论；也就是说，它并不试图回答“什么是境界”这个问题，而是直接提出“词应该怎么样”，“词有境界会怎么样”，并以五代北宋词为例来说明这一论断。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它不同于《人间词乙稿序》的意境要素分析方式，而是与中国古代大量的诗话、词话一样，进行直观的经验描述。并且，“境界”的含义在此并非传统诗论中的“情景交融”式的意境，而是接近于王国维所评姜夔词中“有格无情”的“情”，王国维
在其它地方又称为“真情”。在回答了“词应该怎么样”、“词有境界会怎么样”两个问题之后，紧接着的第2、3、4、5等四则所写的则是“境界有什么样的形态、种类”。关于境界的形态、种类，王国维有两种区分方法，一种侧重从境界的构成材料的角度来讲。第2则与第5则分别从“自然”与“理想”的关系将境界划分为“造境”与“写境”两种：造境是理想派诗人创造的虚构境界，写境是写实派诗人创造的与自然现实相似的境界。这一区分实际上是在讲文学与自然人生的关系。对于境界形态的另外一种区分侧重从物、我关系的角度来谈，这主要是《人间词话》第3、4两则的内容：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1］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美丽，一宏壮也。［1］
从词源上来看，“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都是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话。邵雍的著作《观物篇》解释过什么是“观物”：“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6］这说明，“观物”并不是对于外物的观察了解，不是感性地反映外物，也不是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或抽象。其实质是指人对于身在其中的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觉解，是人基于一定的精神境界观照事物、看待事物的态度。总之，观物不是西方熟悉论意义上的“熟悉”，而是在一定精神境界上对于事物本性的审美式把握。正因为如此，精神境界的层次决定了观物所见的层次：“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6］古代理学家追求的都是通过心灵境界的提升而达到“以理观物，见物之性”的最高层次。所以邵雍又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于暗。”［6］可见，“以物观物”也就是“以理观物”。从唐代李翱的“复性”说开始，理学家们都将“性”视为高于“情”的境界而重性轻情，邵雍的观物论也不例外。那么，如何达到以物观物的境界呢？古代哲学所提供的途径是“破我”而“无我”，也就是把一己“小我”提升为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庄子·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是最早的理论，佛学论述破除“我执”的言论更是不胜枚举。“无我”一词在唐代以后颇为流行，如孟浩然有“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7］的诗句。王国维之前刘熙载《艺概》曾以“无我”之说论艺，如说司马迁文章“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8］王国维“有我”、“无我”说显然脱胎于上述言论。他所举的陶渊明的诗句，所表达的正是“纵浪大化中”的天人合一境界，其底蕴与中国美学传统为近。同时，王国维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这表明他更推重“无我之境”，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因此，尽管这两条的内容与《人间词乙稿序》的意境结构论极其接近，我们也不宜夸大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
在论述境界的特征时，王国维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传统倾向。《人间词话》第6则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这则词话的第一句是对境界的解释，这一解释与佛学的境界论完全一致：境界既指景物这样的“外境”，也指第六识“意识”的对象——人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内境”。令人玩味的是第二句话。既然已经明确解释了境界的涵义，为什么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呢？这表明王国维对于景物和人的感情都有两种区分：一般的景物与“真景物”，一般的喜怒哀乐与“真感情”。“真”成为理解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真主要指一种与天相合的境界，如《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9］庄子所说的“真人”与“至人”、“圣人”都是与道合一之人，是老子所说“返朴归真”、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真”与一般的真实、熟悉论意义上的“真理”都不同，它主要是指合乎天性的性情之真。王国维对此多有论述，如《人间词话》第16则指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阅世很浅，作为一国之主是缺陷，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词人则是其优点。《人间词话》第17则甚至以他为例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1］第18则词话又指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1］宋道君皇帝被金人俘虏后作《燕山亭》词，只不过慨叹自己的遭遇，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远不如具有同样遭遇的李后主，词中所写感情上升到全人类的普遍感情。王国维又在第15则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眼界大”与“感慨深”也就是“大境界”。因此，尽管第8则也说过“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1］的话，似乎不在乎境界的“大小”，但实际上王国维所看重的无疑是像李后主词那样的“大境界”。所以，词话第51条又称赞，像“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长河落日圆”、“夜深千帐灯”这样的境界为“千古壮观”。［1］从心灵境界的角度说，“真”就是“真我”。王国维在研究沈石田、恽南田的《二田画记》一文中，提出了“真我者得之于天，不以境遇易”［1］的说法，表明其有关“真”的看法与“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有中国古代老庄哲学的影子。与“真”相关的是自然。自然可以视为真的另外一种讲法，也是指天性的自然流露。词话第52条极力称赏“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纳兰性德词“真切”，为“北宋以来”的唯一者，［1］于此也可见出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流露。
由此可见，王国维主要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指出了文艺境界产生的根源，认为诗人的人生境界是诗词境界的基础。《人间词话》中曾经明确地将自己的境界说与古代诗论联系在一起。第9条首先引用了严沧浪的“盛唐诸公，唯在爱好”一段话，然后这样写道：^然沧浪所谓“爱好”，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1］
词话的删稿第13条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1］这两条词话表明，王国维自觉地将自己的境界说与古代的“气质”、“爱好”、“神韵”三种观点进行比较，认为只有自己的境界说才是“探本”之论，只有境界才是文艺作品之“本”，而其它三种则都是“末”。
应该承认，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质说、爱好说，都是对于诗人主体特性的研究，只不过这二种说法无法将诗人超越常人的心灵境界突显出来，而神韵说则侧重于作品的接受效果，并非对于诗人主体特性的研究。凡此种种，使王国维觉得它们都不如直接提出境界，更能够明确地揭示文艺活动的根本条件：艺术家的心灵境界。这与王国维的诗学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王国维认为“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其中想象的条件也必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1］《文学小言》则提出：“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所谓“肫挚之感情”、“高尚伟大之人格”，都是心灵境界的别称。《此君轩记》一文则以“岁寒三友”之一的竹为例，指出竹子的“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为近”。［1］所以，具有竹子之致、之节的古代君子，“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1］画家画竹并非对于竹子的一般描绘、镜子式地反映，而是将“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1］在这里，物与我是一体的，根本不存在熟悉与被熟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画家所画的是其“所观”者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竹子，其“所观者”又是其“所畜者”，也就是画家自己的心灵境界。因此，画家画竹时所画的并非竹子，而是画家自己的心灵境界，此之谓“写意”。王国维在这里提及的“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两句话，集中体现了庄子哲学的巨大影响。
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境界说所强调的并非什么“情景交融”，而是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将境界混同于意境表明：20世纪的美学与文学理论已经淡忘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心灵境界的特点。
二、中国诗歌的“意境说”
1、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里恐怕还难以找到一个与它相当的概念和术语。人或以为“意境”一词创自王国维，其实不然。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三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困。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2、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这个美学范畴的形成，是总结了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积极成果。
3、较早的诗论还没有注意到创作中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都仅仅把诗看作主观情志的表现。《礼记•乐记》在讲到音乐时说：“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虽然涉及客观物境，但也只讲到感物动心为止，至于人心与物境相互交融的关系也未曾加以论述。魏晋以后，随着诗歌的繁荣，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文学创作中主客观的关系才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4、他指出构思规律的奥妙在“神与物游”，也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物境的契合交融。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说，作诗要“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要求心与物相“感会”，景与意“相兼”、“相惬”，更强调了主客观交融的关系。他又说：
5、诗思有三：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日取思。大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日感恩。
6、这里讲了诗思产生的三种过程。取思是以主观精神积极搜求客观物象，以达到心入干境；生思是并不积极搜求，不期然而然地达到心与境的照会。感思是受前人作品的启发而产生的诗思。其中，取思与生思，都是心与境的融合。《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按自传为王昌龄的《诗格》，其中也多次讲到思与境的关系。如：
7、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8、唐末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讲“思与境措”；宋代苏城在。东坡题跋》卷二中评陶诗说：“境与意会”；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讲“意象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神与境合”；
9、至于意境这个词，在《诗格》中也已经出现了。《诗格》以意境与物境、情境并举，称三境：
10、诗有三境：一日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手心，营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日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日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11、后来，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
12、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
13、“一年好处，是霜轻尘敛，山川如洗。”较“桔绿橙黄”句有意境。
14、不过，大力标举意境，并且深入探讨了意境涵义的，却是王国维。“意境”这个词也是经他提倡才流行起来的。意境，他有时称境界。《人间词话》说：
15、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抽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16、这话似乎有自诩之嫌，但并不是毫无道理。中国古代诗论中影响较大的几家，如严羽的兴趣说，王士模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都只强调了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所谓兴趣，指诗人的创作冲动，兴致勃发时那种欣喜激动的感觉。所谓神韵，指诗人寄诺言外的风神气度。所谓性灵，指诗人进行创作时那一片真情、一点灵犀。而这些都是属于诗人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王国维高出他们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注意到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同时又注意到客观物境的一面；必须二者交融才能产生意境。他在《人间同乙稿序》中说：
17、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携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18、在《人间词话》里他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惰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19、境界乃是由美景物与真感情两者合成。理想中有现实，现实中有理想，造境和写境都是主客观交融的结果。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面探讨了意境的涵义，深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新的评论诗歌的标准，从而丰富了中国的待歌理论。他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20、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意与境的交融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21、一是情随境生。诗人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物境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的就是这由境及意的过程。在古典诗歌中这类例子很多，如王昌龄的《闺怨》：
22、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攀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失婿觅封侯。
23、那闺中的少妇原来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登上翠楼去观赏春景。街头杨柳的新绿忽然使她联想到自己和夫婚的离别，这孤单的生活辜负了大好春光，也辜负了自己的韶华，她后悔真不该让夫婿远去了。这少好的愁是由陌头柳色触发的，又是与陌头柳色交织在一起的。这是诗中人物的随境生情。诗人自己随境生情，达到意境浑融的例子，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瞑听猿愁，沧江急夜流。凤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24、情随境生，这情固然是随境而生，但往往是原先就已有了，不过隐蔽着不很自觉而已。耳目一旦触及外境，遂如吹皱的一池春水，唤醒了心中的意绪。关于这个过程，李蛰描述得很细致：
25、且天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前意平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任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及时时有许多歌谣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烧自己之垒块Z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26、若没有触景之前感情的蓄积，就不会有触景之后感情的迸发。所谓惰随境生也还是离不开日常的生活体验民意与境交融的第二种方式是移情入境。诗人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接触外界的物境，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又借着对物境的描写将它抒发出来，客观物境逐亦带上了诗人主观的情意。葛立方《韵语阳秋》说：
27、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
28、李杜诗中的香竹、香雪，显然已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往其中，使它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浓郁的诗意。
29、诗里移情入境的例子很多，如李白：“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待酒不至》）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白居易：“休水流，泅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其一）这些诗句所写的物境都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是以主观感染了客观，统一了客观，达到意与境的交融。《论语•先进篇》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诗坐，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其它几个人都是直截了当地述说，只有曾皙的回答与众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导，咏而归。”他借着对物境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情志，移情入境，意与境融，他的话虽不是诗，但已带有浓郁的诗意。
30、移情入境，这境不过是达情的媒介。谢傣《四溟诗话》论情景关系说：
31、景乃诗之娱，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32、情仅仅是诗的胚胎，要将它培育成诗，必须找到适合于它的媒介物，这就是景。诗由情胚而孕育，借景媒以表现，情胚与景媒交融契合才产生诗的意境。至于哪一类情胚借哪一类景媒表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中国诗歌常借兰以示高洁，借柳以示惜别，外国就不一定如此。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习惯。《诗经。里用石表示动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今天则用石表示坚定，发生了变化。
33、意与境交融的第三种方式是体贴物情，物我情融。上面所说的情随境生和移情入境，那情都是诗人之情。物有没有情呢？应当说也是有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它们在形态色调上的差异，使人产生某种共同的印象，仿佛它们本身便具有性格和感情一样。这固然出自人的想象，但又是长期以来公认的，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与诗人！临时注入的感情不同。我们不妨把它们当成物境本身固有的性格和感情来看待。正如宋郭熙《林泉高致》所说：
34、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清而如题。
35、山于春加庆，于夏如竞，千秋如病，于冬加定。
36、他们指出四时之山各自不同的性情，要求作画时既画出它们不同的形态，又画出它们不同神情，以达到形神兼备。作诗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37、有的诗人长于体贴物情，将物情与我情融合起来，构成诗的意境。陶渊明和杜甫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杜甫伪“岸花飞送客，符燕请留人。”（《发潭州)都达到了物我情融的地步。陶渊明《饮酒》其八：
38、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校。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39、青松即渊明，渊明即青松，“语语自负，语语自怜”（温汝能：《陶诗汇评》），诗人和青松融而为一了。又如杜甫的《三绝句》之二：
40、门外鸽鹅去不来，钟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41、诗人体贴鸬鹚那种欲近人又畏人的心情，向它表示亲近，欢迎它常来作客。诗人和鸬鹚达成了谅解，建立了友谊，他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42、意境的深化与开拓，是诗歌构思过程中重要的步骤。《文赋》曾把构思分成两个阶段：
43、其始也，皆收视反听，既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切。其效也，情瞳眈而弥鲜，物阳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灌下泉而潜浸。
44、构思的第一阶段，精骛心游，追求意与境的交融。第二阶段，意境逐渐鲜明清晰，进而寻找适当的语言加以表现。陆机在这里所讲的是一般的构思过程，在诗歌创作中，意境的形成并不这样简单。诗人的写作有时十分迅捷，信手拈来即成妙趣，意境一下子就达到鲜明清晰的地步。这种意境天真自然，是艺术中的神品。神来之笔看似容易，其实不然，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高度的艺术修养是达不到的。但意境的初始阶段多半不够鲜明清晰，需要再加提爆或虽鲜明清晰而失之于浅，失之于狭，需要继续深化与开拓，以求在始境的基础上另辟新境。《人间词话》说：
45、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46、“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47、“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48、王国维所说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正可借以说明诗歌构思的过程。构思的初始阶段，诗人运用艺术的联想与想象，上下求索，追求意与境的交融，好比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当意境初步形成立后，继续挖掘开辟，熔铸锻炼，这是构思过程中最艰苦的一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恰好形容此中的苦况。当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达到一定程度，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严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此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二字恰切地说明，意境的完成是不期然而然的一次飞跃。
49、古人有炼字、炼句、炼意之说。所谓炼意，就是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而炼字，炼句又何尝不是在炼意，前人有“炼字不如炼意”的话，其实，哪有离开炼意单独炼字的呢，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韦庄“卧着南山改旧诗”（《宴起》）。他们在锤炼字句的过程中，不是同时也在改变构思、另辟新境吗？《漫叟诗话》说：
50、“桃花细逐杨花落，黄岛时兼白马飞。”李商老天：“偿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
51、这两句诗见于《曲江对酒》，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长安任拾遗时所作。“中兴”以后，杜甫对肃宗满怀希望，但仍不能有所作为。他既不屑于从俗，又不甘于出世，心情十分矛盾。他久坐江头，细观花落鸟飞，感到难堪的寂寞与无聊。这首诗就是在这种心情中写的。原先的“桃花欲共杨花语”，偏于想象，意境活泼，与诗人此时此地的心情不合。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偏干写实，意境清寂，正好表现久坐无聊的心情。虽然只改了三个字，意境却大不相同了。又如来陈世崇《随隐漫录》卷四载：
52、“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韩子苍易为“堂深”、“宫冷”。……古词云：“春归也，只消戴一朵茶蘑。”字文元质易“戴”为“更”，皆一字师也。
53、“堂中”、“宫里”，意浅境近；改为“堂深”、“宫冷”，意境深远。“‘戴一朵茶费力，意境也嫌浅露，“更一朵茶蘑”，从戴花的更替中体现了时序的变迁，意境就深入多了。清顾嗣立《寒厅诗话”：
54、张橘轩诗：“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平梅何处春？”元遗山日：“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日‘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改‘一树’为‘几点’，便觉飞动。”
55、“一树早梅”固定指一处，显得呆板；“几点早梅”，着眼于广阔的空间，而且未限定数量，所以意境飞动。
56、意境的深化与开拓必须适度，加工不足失之浅露，加工太过失之雕琢，过犹不及都是毛病。最高的境界是虽经深化开拓而不露痕迹，深入浅出，返朴归真、譬如李白的《子夜吴歌》：
57、长安一片月，万户捣大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58、这首诗的语言是再浅显真率不过了，意境却极其深沉阔大。开头两句境界就不凡，在一片月色的背景上，长安城宏家户户传出捣衣之声，那急促而凄凉的声音散布出多么浓郁的秋意啊何况这寒衣是预备送给戍守边关的亲人的，声声寒站都传递着对于边关的思念。“秋风”二句，通过秋风将长安、玉关两地遥遥联接在一起，意境更加开阔。北朝温子升有一首《捣农》诗，构思与此诗相似：“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作纹砧知近远，传声送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摆略塞达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这首诗的意境也经过深化与开拓，但用力太过，雕琢太甚，结丽而不动人。不象李白那首之自然纯朴，能够一下子打入读者心坎。
59、意境的深化与开拓，也就是意境典型化的过程。初始之境可能是印象最强烈的，但不一定是最本质的。初始之意可能是最有兴味的，但不一定是最深刻的。在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过程中，略去那些偶然的、表面的东西，强调本质的、深刻的东西，最后才能熔铸成为具有典型性的意境。典型化的程度，即决定着意境的深浅与高下。清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书跋。中论王孟韦柳四家诗说：“人但见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凡经陶洗而后得澄澹，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灵活，繁者易之以简约，哑者易之以镁铝，露者易之以浑融，此熔炼之功也。”可见意境的深化与开拓，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是轻易可以成功的。
60、因为意境中有诗人主观的成分，所以好诗的意境总是个性化的。诗人独特的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的情趣和性格，构成意境的个性。陶渊明笔下的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以致一提起陶就想起菊，一提起菊就想起陶，陶和菊已融为一体。李白笔下的月，陆游笔下的梅，也莫不如此。李白说：“山街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举杯邀明月”（《月下独酌》），“且就洞庭赊月色气《陪族叔游洞庭》其二），他和月的关系多么密切！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不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吗？陆游一生写了许多咏梅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是他自身的写照。《梅花绝句》：“闻道梅花拆晓风，雪堆通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海花一放翁。”这雪白的梅花也体现了陆游自己的高傲与纯洁。又如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事为叶丞相赋》：“青山欲共高人语”；秦少游的《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龚自珍的《已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意境都是多么富有个性；正象中国古代绘画注重写意传神一样，中国古代诗歌也不追求对客观物境作逼真的模仿，而是力求创造和表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61、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略加辨析，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说：
62、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浩浩起，白马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放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63、这个说法很精巧，但违反了创作与欣赏的一般经验。朱光潜先生认为他所用的名词似待商酌，“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诗论》）名词问题姑且不论，朱先生指出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这是很精辟的。其实，在真正的艺术品里，“无我之境”并不存在。“有我之境一固然寓有诗人的个性；“无我之境一也并非没有诗人主观的情趣在内，不过诗人已融入物境之中，成为物境的一部分，暂时忘却了自我而已。关于这种境界，借用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说的一句话，叫作“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普云巢论画的一段话，也恰好可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形成：
64、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可有传之法哉！
65、稗史称纬干画马，人入其斋，见于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给工。如史邦卿咏燕，见于形神俱似完．
66、可见真正的艺术家是在物我交融的陶醉中进行创造的，这样创造的意境怎么可能无我呢，王国维所举的“无我之境”的例子，一见于陶渊明的《饮酒》诗：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田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当采菊之始心情原是很平静的，偶一举首，望见南山的日夕气象，悟出其中的真意。此时，南山归乌仿佛就是陶渊明，陶渊明仿佛也进入了南山，和南山融成一片了。你说这是无我吗？其实是有我，只是我已与物融成一体了。王国维所举的另一个无我的例子，见于元好问的。叙事留别》：“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志本闲暇。”诗人以寒波白鸟的悠闲反衬人事之仓卒。“寒波二句寄托了诗人的向往之情，他希望自己也化作寒波、白马，融入那画面中去。这意境中也有诗人自我的个性。
67、意境既然是个性化的，那么它必然同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古人评论诗的风格，大都着眼于意境。唐皎然《诗式》说：
68、失诗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举体便逸。
69、他所谓体是指风格而言，高、逸是他所列十九体中最推崇的两体。他认为体的不同，是由于诗思初发所取之境不同，也就是意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文心雕龙•体性》将各种风格总括为八作：
70、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终，六日壮丽，七日新奇，八日轻廊。
71、其中精约、显附、繁缛三种偏重于语言的运用方面。其它五种都是结合文思讲的，既是五种不同的风格，也可视为五种不同的境界。司空图《诗品》列雄浑、冲淡等二十四品，从他本人的解释看来，这二十四品既是风格的差异，也是意境的不同。
72、意境中既包涵着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而这些又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意境就必然曲折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王国维论意境，看不到它的社会内容，所以对意境的高下不能加以正确的评骂。他认为诗人越脱离社会，越能保持赤子之心，就越能写出好诗来。他说：
73、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74、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至于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王国维又说：
75、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76、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77、社会不断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也不断变化，所以诗的意境永远不会被前人写尽。然而诗人往往围于旧的传统，蹈袭前人的老路，不敢从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出发，大胆创造新的意境。而诗歌没有新意境，便失去了生命，好比一截枯木，不能引起人的兴趣了。诗歌史上的拟古派之所以失败，症结即在于此。明代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纲领。这个口号虽有反对台阁体的积极意义，但象李梦阳那样“刻意古范，铸形宿镇（模），而独守尺寸”，亦步亦趋地摹仿古人，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毁坏了艺术。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批评拟古主义说：
78、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个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79、写诗要从各自的性情遭遇出发，从自我的真实感受出发，生动活泼地创造自己的意境，而不要让古人束缚了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与洪稚存论诗书》中说得更加痛快：
80、昔人笑王朝好学华子鱼，惟其即立过近，是以离之愈远。董文敏跋张即之帖，称其佳处不在能与古人会，而在能与古人离。诗文之道，何独不然，足下前年学杜，今年又复学韩。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学力，何不为洪子之诗，而必为韩子、杜子之诗哉，无论仪神袭貌，终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韩是杜矣，恐千百世后人，仍读韩、杜之诗，必不读类韩类杜之诗。使韩、杜生于今日，亦必别有一番境界，而断不肯为从前韩、社之诗。
81、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诗的意境也应变文创新。杜甫就是一位创新的能手，他处于安史之乱前后动荡变乱的环境之中，以真情与至城创造出他自己特有的新意境。他最善于描绘大江，渲染秋色，在其中倾注忧国忧民的深意。象《秋兴》八首那种沉郁苍凉的意境，的确是他的独创。杜甫既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诗人，学杜首先就要学他的创新，而不是摹拟他的意境。杜甫倘生于后世，也一定会另辟新境，而不肯重弹往日的老调了。
82、创造新意境，需要艺术的勇气。谢榛《四仅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改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叶燮花《原诗•内篇》中针对拟古主义，提倡诗胆，最能振聋发聩：
83、昔人有言：“不很我不见古人，很古人不见我。”又云：“不假臣无二王法，但恨二三无巨法。”斯言特论书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故吾曰：无脸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
84、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鼓动人心的力量。新时代需要新意境，也能产生新意境。今天同旧社会相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巨变，大自然也得到改造。可惜我们的诗歌还没有创造更多的足以和新时代相媲美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新意境。叶党论诗讲才、胆、识、力四字。我们的诗人生于科学昌明的今日，论识，远出于古人千百倍之上之论才、论力，也未必逊于古人。所缺的恐怕就是一个胆字。惟有摆脱羁绊，大胆探索，大胆前进，才能创造出新的意境，出现新时代的屈原、李白和杜甫，使我们这古老的诗国的诗坛重放异彩！
三、希腊文化的意境
1、——在古代希腊，诗人更加能够体现真理。诗被认为是揭示一般的，而历史则主要用来揭示个别事件。诗歌成为了历史的导师。
2、关于希腊艺术，尼采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抒情的天才独能感觉到一个画景象征世界从神秘的玄同忘我之境中产生。”【1】他讲到这一境界另有一种色彩，一种因果，一种速度，与静观万象、秋毫不爽的造型艺术家和史诗诗人的世界决不相同。他将这比喻为梦神用月桂枝触动的灵感，致使抒情诗人所描绘的画景不是别的，正是他本人。然而，尽管抒情诗人高谈自我，却不是清醒的实践中人的“我”，而是潜藏在万象根基中惟一真正存在的永恒的“我”，而凭借这个我的反映，抒情的天才就能够洞察万象的根基。
3、尼采的评论可以用“理想的追慕”和“象征的意象”来表述，反映出了希腊艺术的深层结构。当你面对一件件与神祗一样不朽的希腊艺术品时，那种完美和圆融的独特感觉，那种带给你恢复青春活力的性灵喜悦，实际上是把你置入了那个带有魔力的经过艺术修饰的画景象征世界中。宛如看到刚从帕美索斯河、马泉或俄尔美俄斯泉沐浴过娇柔玉体后的缪斯女神们，你身披夜间的浓雾，和她们在一起跳起了优美可爱的舞蹈，唱起了动听的歌。【2】这种至高的赫利孔山上由艺术之神发出的声音给人带来一种透彻的情感体验，一种空灵的审美喜悦，激起了人的生命转换。最后，在理想与现实的交接处，“自我显现”变成了“自我消失”，知性与感性复合，产生出了一种精神上的永恒。艺术家主观抒情造成的那股突发的情绪，即便会在某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中消逝，却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得到永恒。玄同忘我之境构筑起一种美景，艺术不再隐然浮游于自我之中，却在万象根基之中，找到了它置放高尚情感的栖居地。
4、一、理想与美——希腊艺术的意境表述
5、希腊艺术的显著要素就是理想美，那种美的特殊魅力，如同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展现出人类全部的活力，让人在审美喜悦中走向高尚。它既甜蜜又可爱，经由它，最自然、最质朴的语调就道出了艺术家内心的秘密。这是希腊艺术家与人们交谈的惯用方式，他们能让艺术品直接说话，其感情的坦率程度让我们吃惊。具有创造气质的人，比如说，波塞冬青铜像、米洛斯维纳斯像和立于奥林匹亚神庙东正立面柱上的胜利女神像的作者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我们直接进行交流的。
6、希腊艺术品中，人物雕像占有很大的比例。对希腊艺术家来说，人的美似乎是一切美之最。艺术家的造诣，在于如何让冰冷的大理石说
文章到此结束，如果本次分享的神之意境和神之意象值得跨界吗的问题解决了您的问题，那么我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